《大宋之变》：在历史的帷幕后 探寻北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全面展现英、神、哲三朝政坛风云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是热议的对象，今年全国1卷的作文题目很有意思，讲的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管仲和鲍叔的典故，君臣齐心协力，成就一番霸业。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在历史上，希望能够青史留名，希望能够改革富强的，向来都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天子，齐桓公如是，秦孝公如是，宋神宗亦如是。

齐桓公有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图强，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熙宁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但是很遗憾，最终的结果却由于新法的一些弊端无法消除，又急于推进，导致了扰民、损民的一种后果，怨声载道。加之新法触动了许多守旧派的利益，反弹也非常严重。新法颁布不足一年，保守派御史中丞吕诲公开控诉王安石变法的十大过失，反对派各方给予了当时的皇帝神宗以巨大的压力。王安石的新法无法再推行下去，愤而告老还乡。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对王安石的态度是由欣赏，到观望，再到最后坚决反对，他就是司马光。变法之争持续了17年，司马光就当了17年的反对派领袖，直到王安石归隐，司马光重回政治中枢，更是将熙宁新法全盘推翻，变法宣告失败。

纵观管仲，他的身边有好友鲍叔牙始终默默支持，鼎力协助；而王安石呢，之前的好友司马光却由于政见不同，而成为新法的坚决反对者，让变法处处掣肘，举步维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变法失败。

其实在这场变法之争中，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是真正的君子，他们都是为国，为民，并不存在任何私心，只不过政见相左，一个是激进开拓，一个是保守守成而已。

这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不能够在朝堂共存，不能为大宋带来变法改革的新面貌，相反地，引起了激烈的“党争”，为之后北宋的灭亡带来了非常大的隐患，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关于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声名赫赫的历史人物在变法中的表现，一直是有着争议的，通过扁平的史书缝隙，人们很难还原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做一个公平的评价。

《大宋之变》，以司马光的后半生经历为线索，为读者展现了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通过深入细致地刻画，以司马光、王安石为代表的宋朝政治家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写作方式，以历史人物的眼光，探寻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这24年间所发生的的变化，寻找宋朝由盛转衰的“大宋之变”。

2、“百年无事”：英宗之前宋朝皇帝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

司马光一生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经历极为丰富。

其实在宋仁宗时代，人才济济，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在宋仁宗时期登上历史的舞台，在政治界，范仲淹、富弼、韩琦、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名臣辈出。

最近热播的《清平乐》，就是以宋仁宗为主角，展现了宋仁宗励精图治，期望社稷安稳，百姓安乐的一生，展现了宋朝最繁荣的时代。

在历史上却是也是，诚如苏轼所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当年轻的宋神宗独掌大权，登上最高的政治舞台的时候，与王安石有两段对面长谈，王安石献上了《本朝百年无事疏》，就是这两次次长谈和这本奏折，让宋神宗与王安石“心智遂完全得到契合”（《大宋之变》）。

在《本朝百年无事疏》中，王安石对于自宋朝建立以来的政治形势有一个极为详尽的论证，太宗是爱民，一切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真宗“守之”。而仁宗呢，则是保持了对天道人心的敬畏，克制了一己之私欲，在数代明君的努力下，才有了这个宋朝的盛世。

但是，为什么如此伟大的成就下，却又隐含着军事孱弱、外交无力、冗员庞大的“积贫积弱”局面呢？

王安石在奏折中给出了八点原因，其中，让神宗最感觉有价值的是这么三点，一个是“大有为”之君，应该是“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的皇帝；第二点是，朝廷的思想应该统一；第三点是关于财政，只要理财得法，宋朝的财政绝对没有问题。

神宗年轻气盛，加之刚登上皇帝宝座，正是心有凌云志之时，与王安石一番长谈之后，更加坚定了做一个“大有为之君”的理想。于是，宋神宗开始想王安石问计，开始改革朝政。

王安石能够很快得到宋神宗的信任，并登上高位，不得不说王安石是一流的政治人物，洞察人心，并且善用其术，政治手段高明。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就明显地不是王安石的对手，他太理想化了太拘泥于制度，很多时候自己把自己给限制死了，这也导致了在与王安石的交锋中，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只是在王安石罢相，哲宗登基后，才再次在大宋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可惜那时候留给司马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同为“嘉佑四友”，王安石、司马光为何分道扬镳？

其实早年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交往据记载始于嘉佑四年，也就是1059年，那时候王安石到京城就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司马光彼时在三司担任判度支勾院。

南宋初年的时候，徐度在《却扫编》中提出了“嘉佑四友”的说法，“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佑四友。”

随后的岁月中，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这四个人都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坐上了宰相，但是之后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交恶，与这时候的“嘉佑四友”相比，充满了一种悲怆的意味。

对于这种说法，作者赵冬梅是持有一种保留的意见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交往与互相欣赏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有这样一种排他性的群体友谊存在，则是不太可能的。无他，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学术倾向、政治思想都有着太大的差别，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对于王安石最初的不满，来源于阿云案。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成为了王安石立威的手段，并且再次抛出了“朋党论”，认为凡是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的，都是朋党，他们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个“朋党论”的指控可是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在庆历新政时期，若不是反对派利用朋党的罪名来攻击范仲淹、富弼，仁宗也不会放弃对新政的执行。作为一名宰相，王安石主动发起朋党之议，这可不是作为一名合格的政治者所应该做的。

加之，王安石主导的“熙宁新法”，从开始酝酿的时期司马光就对之忧心忡忡，他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朝廷所谓的“理财”，其实就是盘剥老百姓,青苗法，就是打着利国利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在治平四年，神宗“初开经筳”的时候，司马光给神宗讲解他负责编撰的《资治通鉴》，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就是这句话，让司马光成为了顽固守旧的代名词。实际上，在赵冬梅看来，司马光并不反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他所坚持的 “不可变”，是指的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些抽象政治原则，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宽容异见等等。

同样的，司马光反对的不是改革，而是反对轻易地推倒重来，但是这一切，固执的王安石是听不进去的，朝廷已经变成了他的一言堂，凡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者，基本上都被逐出了朝堂。

王安石追求的是“同”，所有的官员都要与他的思想一致，是单调的一律；而司马光追求的是“和”，即使有不同，也可以和谐共处，融为一体，就像是《尚书·说命下》中所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但是，持有不同政见者，注定是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去的，我们在后世能够从故纸堆中看到最高统治者与政治参与者如何改变了宋王朝历史的走向，而身处时间轴当中的司马光，却是随着事件的推进，慢慢地，无奈地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可逆转。

但是，就像前文所说的，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真正的君子。王安石虽然痛恨司马光阻止了他实施变法，但依旧称赞他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而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也为“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4、“史界两司马”：司马光的另一重身份

在《大宋之变》中，是以司马光的政治经历作为主线，展现大宋在英宗、神宗、哲宗年间的变革与变化，见证了宋朝由盛向衰之间转变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政治家，一个为了朝廷，为了事件百姓不惜与强权对抗的司马光。他说过，：“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处处体现出他的治国理念。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忽略了司马光还是一名非常出名的史学家，与司马迁并称“史界两司马”。

在治平二年的“濮议”之争，司马光就与英宗站在对立面上，坚决维护祖制，反对称濮王为“皇考”。并在这一年免去了谏官的职务，专任经筳侍讲，重心开始转向编撰《通志》，也就是后来的《资治通鉴》。修史，是要树立“万世法”，这是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政治责任感，无法在朝堂上一展身手，司马光将思想转向了修史，在另一块战场上展现自己的治国理念。

在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议行新法。司马光反对新法，但并没有任何成效。于是司马光坚决辞去枢密副使一职，于熙宁四年（1071年），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 “退伏散地”, 自此开始了在洛阳长达15年的闲散生活，继续编撰《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可谓是呕心沥血。他要求助手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然后编辑草稿，编辑的原则是“宁失于凡，毋失于简”。《资治通鉴》每一行，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司马光的审定，展现出了司马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编撰史书是一项非常繁复的工作，尤其是在没有网络，没有数据库，没有输入设备的宋朝。以唐书为例，草稿部分一共是800多卷，一卷4丈，合起来就有3200丈长。这么多的字，一点点看下来都让人感觉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大工程，司马光每三天删一卷，光唐史就用了8年的时间。

元丰七年，也就是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最后定稿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计354卷。这部皇皇巨著的编撰，整整用了19年！

在我们后代人看来，从熙宁四年到元丰七年这15年的时间里，能够远离朝堂的纷争，能够脱离政治党派的束缚，对于一个充满了政治理想的司马光来说又是何其难得的时光啊。

在历史长河的洗沥中，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毁誉参半，逐渐被人淡忘，逐渐模糊，但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却是日久弥新，他与他的孩子《资治通鉴》，就像是穿越时光的一颗明珠，闪出熠熠光彩。

然，司马光支王安石之间的纠葛还没有结束，在元丰八年，司马光没有等到神宗的召见约定，反而是等到了神宗驾崩的消息。随后，司马光在新即位的哲宗召唤下，重返政坛，在政治上达到了生涯的巅峰，司马光官僚生涯中最辉煌也是最有争议的最后时光开始了。

这，对于司马光和宋朝来说，是好还是坏呢？

5、“光虽有忧国爱民之智，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序。”

《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有人对刘安世评价司马光说: “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回答：“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

作为宰相，司马光的学术上非常之强，但是作为宰相，才干能力应该是能够统领四海，这一点上司马光还不能称为第一。

这个评价应该说是非常公允的。

元祐元年二月,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 主持朝政。作为“赤帜”，没有了王安石的掣肘，没有了众多的反对派，司马光开始对王安石的新政开始大刀阔斧地推翻重来。

在司马光看来，大宋官场早已经不是他青壮年时期的官场了，风气已经变坏。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许是起源于两件事。

第一件是熙宁三年王广渊强制摊派贷款，引起巨大民愤，本应处置，却因迎合上意而免于处罚；第二件就是熙宁七年的程昉，在河北淤田，放水淹了老百姓的田地，并欺君罔上，却因为给朝廷带来了“实利”，免于追责。

害民无所谓，欺罔无所谓，得到实利最重要，迎合上意最重要，整个风气就是这样被王安石一点点带向了偏途。

司马光将新法一概废除，甚至是在民间施行过一段时间，证明有效果的做法也在废除之列。

变法最忌讳的就是“急就章”，但是司马光恰恰又犯了与王安石一样的错误，他急于打倒新法，却没有一套完整的可以解决王朝危机的办法。这种一刀切的政治方案，得到了苏辙、苏轼、范纯仁等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固执的司马光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在《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中，章悙对司马光有一个总体的评价：“光虽有忧国爱民之智，而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序。”

是的，司马光心怀理想，但缺乏整体考虑，政策调整野蛮无序，役法改革不顾实际，政治风气没有丝毫改变，这让“司马相业”一事无成。或许也是因为司马光没有时间了吧，他直道而行，梦想建立一个上下和谐，秩序井然，安定富足的国家，如果上天能够多给他一些时间，能够让司马光在多一些实践的机会，或许还有挽救的可能，但是这一切都终究只是可能。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6、在历史的帷幕后，探寻北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在宋仁宗看似碌碌无为的执政时代，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的时期悄然来临了。

执政者对民间生活的干预少，人民生活舒适，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整个朝廷的氛围也比较宽松，仁宗时期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圣明”的皇帝去世后的谥号，一般都是“文”“武”“明”“章”等，到了仁宗去世后，朝臣们为了体现他的特殊性，提出了“仁”字，开创了古代“仁宗”的先河。这个“仁”字，体现了他在治国上的理念，不折腾，不乱政，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合了“无为而治”的一种理念吧。

宋朝经济最鼎盛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八十。中国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创造了80%的经济奇迹。北宋的都城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城市”，总人口不下200万。

这就是盛世大宋，这就是文化繁荣、思想开明的大宋。

这也是令无数后世人心驰神往的大宋。

然而，到了公元1127，大宋朝廷走过167年的辉煌与沧桑，在到达巅峰的时候，却又迅速地跌落谷底，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与混乱，发生了让人感觉耻辱无比的“靖康之耻”，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都是掩书兴叹，不忍再读。

从900多年之后回头去看，透过岁月的漫漫长河，人们能否分辨清楚，从哪里才是大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是不是从英宗的“濮议之争”开始，让皇帝的权利越来越不受制衡，一种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从王安石独揽大权，朝堂上再兴“朋党之争”，让宋朝政治生态变坏开始，大宋的走向已经开始不受控制？

是不是从神宗刚愎自用，盲目对外兴兵，不知兵而专权，导致一再失败，大宋帝国已经逐渐暴露出颠覆的危险；

抑或是从司马光开始执掌宰相大权，全面废除新法，等司马光去世后，哲宗又重回王安石路线。政治的反复无常，大臣的党争不断，加之随后的宋徽宗好大喜功，朝廷日渐腐败，曾经繁荣无比的大宋帝国开始慢慢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或许，假如英宗、神宗、哲宗，能够以天下苍生为第一要务，在每个历史节点上都保持足够的警醒，在抉择上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或许徽宗就不会在靖康之耻中面临如此屈辱的下场，宋朝最后的历史走向会完全不同。

但是历史没有假如。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我们生活在难得的和平时期，中华民族通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快速发展，无论是科技水平，还是财富水平，都已经走进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充分吸取大宋由盛转衰的教训。毕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一步错，步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