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死磕到底的“普通人”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唐·韩愈
唐贞元五年（789年），六月，天气阴沉，乌云盖顶，一场大雨顷刻之间如水泄般冲刷着长安城，韩愈仰坐在长安城的城楼之上，任由雨水打湿自己的衣衫。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城市了。大雨中的韩愈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已经如此用功，为何还是屡试不中。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科考了，依然是名落孙山！自己的父兄均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怎么自己科考就这么难，韩愈实在不甘心就此放弃，暗暗发誓；明年！无论如何一定要考中，要不然就实在没脸回家了！
（韩老师这个画像看着就一脸正气）
上述情景应该就是21岁的大唐青年韩愈最为难忘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韩愈会如同大多数刚从象牙塔中走出的年轻人一样，在经历社会无情且残酷的洗礼后，逐渐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的事实。也是在这一天，韩愈正式开始了他“不普通”的一生。
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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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自幼世出官宦之家，其父韩仲卿任秘书郎一职务（掌管图书经籍，类似国家图书馆长的职务），如果按照老韩家正常的节奏成长，韩愈长大应该也会是大唐王朝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然而作为一名“天选之人”故事的发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韩愈三岁时，韩仲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愈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在其寡嫂的抚养下，韩愈得以有一僻静读书之所。
自贞元二年（786年）至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用七年的时间，在经过四次科举考试失败后，终于“进士及第”，较比同时代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确实算不上”天资聪慧“。
暂时的成功也仅仅是让韩愈稍作休息，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次年，韩愈便应召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这门考试是科举考试制科之一种，是在科举制度之外，旨在选拔能文之士。此后数年间“耿直”的韩愈执着于“博学宏词科”考试，并最终在贞元十六年（800年），经过四次考试，已经32岁的韩愈终于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柳宗元、刘禹锡当年一次就考过了，这种对比就比较伤人了）。综上所述，韩愈同学并不是一名很优秀的读书人，起码在同时期来看算不上优秀。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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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十二年（796年）至贞元十五年（799年），韩愈受宣武节度使董晋、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相继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主掌刑名）试协律郎（掌管音律）看来唐代的“素质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了，“组织乐队”这种事韩愈也能干。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逐渐接触到各类往来公文及信件，发现原有的骈文（也称“四六文”）看似辞藻华丽，对仗工整，但是其创作过程中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韩愈认为既是文章，文能达意即可，无需过度美化，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韩愈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并得到时人的广泛呼应，这也是“古文运动”的萌芽时期。旧唐书评价这一时期的韩愈“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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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和很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高谈阔论，敢作敢为，但是具体到每一件事情的处理却又无法妥善。但随着社会的磨练逐渐增多，大多数人随着环境的变化能力逐渐提升，然而初入社会的激情也被消磨殆尽。韩愈则不同，无论是身居庙堂的“韩侍郎”还是偏处一隅的“韩县令”对于“当言之言”，韩愈依然会用一篇篇不朽的文章划破昏暗的夜空，照亮一个时代的方向。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时年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在这篇《论天旱人饥状》疏中，韩愈用最为直接的辞藻，向当权者发出最为直白的“控诉”，“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凄惨的景象不仅触动着韩愈，也在敲打着这个帝国“尸位素餐”的官僚。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
此后数十年间韩愈屡任：国子博士、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尚书职方员外郎、考功郎中、中书舍人等官职。从中央到地方，韩愈看到了当时唐帝国最为真实的一面，屡次直言上谏，屡次惨遭贬谪，韩愈也终究为自己的“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付出代价。对于韩愈而言，学识的高低并没有给他带来官场的任何便利，士大夫集团的闭塞，让普通人很难进入到统治阶层。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韩愈创作《进学解》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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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韩愈任行军司马，随宰相裴度出征淮西。显然平时喜欢搞文学创作的韩愈，没有忘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即使是行军打仗，也有韩愈的用武之地。
初入淮西，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而西路军统帅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
韩愈二次对裴度谏言：“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说客）。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仍然是韩愈身上最亮眼的“标签”，但是进过社会的”毒打“以后，韩愈不再是“拙于世务”的职场新人，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历经坎坷，满腹经略的职场“老手”。
元和十四年（819年），这一年如果没有韩愈的《论佛骨表》，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年份，大家相安无事的混过愉快的一年，可是韩愈并不想浑浑噩噩的混过这一年，是时候为大家来一记“重磅炸弹”提提神。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极为传播广泛，从民间到庙堂，崇佛信佛之风日益盛行。有唐一代，除唐武宗因崇奉道教而刻意打压佛教（武宗灭佛），其余诸代均对佛教礼遇有加，甚至广为宣教。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碰到这种事，一般臣子也就给皇帝上道贺表，拍拍皇帝的“彩虹屁”就可以了，反正佛骨请回来又不用自己供养。
可是作为本土儒家思想文化的护道者，韩愈敏锐的察觉到迎回佛骨对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冲击，在思虑再三后，连夜书写《论佛骨表》上表朝廷，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篇文章，会发现这绝不是韩愈单凭一时之快而写，通篇文章引经据典利用极为巧妙的观点，劝说皇帝放弃迎回佛骨（虽然最后失败了，而且韩愈险些因此丧命）。文章没有直接指斥皇帝崇尚佛教，而是首先确定皇帝的本意是“本心向善”以求延年益寿，只是信佛这件事本身有待商榷。利用相对严谨的理论依据和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向皇帝阐述了“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就“崇佛”阐述臣民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出现了关于社会学的简单论述。契合古代中国关于皇帝的自律、自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核心理念。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这是佛教"三武之难"的最后一次大劫难，又称"会昌之难"。会昌之难，时间很短，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当年盛况。韩愈的文学地位大大扩大了他的反佛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为唐武宗灭佛作了舆论准备。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主导了“会昌灭佛”
表书上奏，朝野哗然，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直到一年后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才得以回到长安。年过半百的韩愈再一次为自己的“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付出代价。
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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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元年（821年）七月，已经五十三岁的韩愈转任兵部侍郎（这一辈子真不容易，可算熬到副部级了），但是这官可不是白送的。时年，镇州兵变，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杀。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王廷凑和他爷爷真不愧是一家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大唐可能确实没有什么人用了，这种苦哈哈的差事也就韩愈能干了）。可是诏令既出，唐穆宗就后悔了，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
韩愈道：“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韩愈这是真“刚”，管你对方几个人，反正我就一个人跟你死磕到底）。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手执兵器将韩愈围于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开口就甩锅）”
韩愈严厉斥责道：“皇上认为你有将帅之才，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士卒中有一人手执兵器高声喊道：“先太师（指王武俊，王庭凑的祖父）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
韩愈道：“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面面相觑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
王庭凑见状恐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
韩愈道：你把朝廷的官员围困的深州，难道要和朝廷撕破脸吗？，既然你要做节度使，朝廷已经册封你了，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朝廷顾全大局，不忍轻启战端，但是你总得让朝廷有个台阶下吧！
王庭凑沉思半刻，明白其中利害，当即撤兵深州，随即与韩愈一起饮宴。至此深州之围彻底解除，河北全境得以保全。
这一时期的韩愈显然不再“发言真率”，已经混迹朝廷三十余载的他洞悉了权利场的游戏规则，韩愈利用这规则一次次的化解危机，总之就是一句话；大家和和气气的坐下来谈判，谁也不要试图掀桌子！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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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数年间韩愈相继转任吏部侍郎、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兵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年）十二月二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次年三月，葬于河阳。宋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裴度：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
欧阳修：退之笔力，无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
曾国藩：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
韩愈一生始终围绕着“庙堂”，无论是征淮西，谏佛骨、平深州，这些棘手的问题韩愈总是能碰到，韩愈面对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认死理，一根筋走到底，懂得变通其实是读书人难能可贵的一种智慧，但是作为读书人的“豪情”韩愈并没有丢，始终让自己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左右切换，像不懂翁一样，那边需要我就往哪里偏一点。这些是韩愈属于庙堂人“智慧”的一面。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一生都在倡导散文改革，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韩愈一生的核心思想始终围绕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包括“古文运动”，也是传播儒家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些是韩愈属于读书人“豪情”的一面。
韩愈言论从不因环境或时代而局限，虽然是儒家文化的守卫者，却也有违背儒家思想的言论；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在今天来看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韩愈尊的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而不是那些刻在书本的教条。
后人常尊韩愈为；“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这些标签的背后，一方面说明韩愈一生引领文风，始终走在同时代读书人的前列。另一方面韩愈始终在面临大多数读书人不敢面对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读书人入世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局限在一代人的身上，只要社会还在发展中，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当下人们称之所谓”社会实践“问题。名字不同，但是问题的核心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人各个时期。韩愈的一生始终都在破这道谜题！究竟是否成功？后人自有评说！
我们剔除韩愈身上的各种符号，会发现韩愈其实是一个资质很普通的人，没有天资聪慧，只有孤灯下一点点向前发力的身影。没有持才傲物、只有庙堂上一封封奏疏的直言，眼睛盯着当下的每件事，余光看着四周的环境，从不用十分的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总要留那么一分看看自己，想想别人。积小步为大步，终有一天会迈出那石破天惊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