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作家文学：创作由衰落到兴盛 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讲讲彝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彝族是一个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写作的历史悠久。据《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的成书年代推算，约在魏晋南北朝——唐时期，彝族文人已用彝文著书立说，汉史书称之为“夷经”。晋人常球《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由此可知，两晋时期，已有相当一批“夷经”可供学者引述。

从彝文文献来考察，明代(公元1368一1644年)是彝族文人用彝文著述最繁荣的时期，大批的彝文经典也都是在这时期著述的。大量的彝文金石铭刻和彝文木刻木，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刊刻的。至明末清初，随着明、清王朝在彝区“改土归流”的实施，社会的急剧变革，用彝文著述者——毕摩社会地位的变化，彝文文学创作便日渐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一大批彝语文工作者对彝语和彝文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于1975年制定了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

经国务院批准，在四川省内彝族地区推行。西南民族学院开办了彝语言文学系;1978年和1980年，《凉山报》彝文版和《凉山文艺》彝文版相继创刊;四川民族出版社彝文编辑室编辑出版彝文文艺读物，培养了一大批彝族文学新人。这批文学新人，用彝文进行创作，发表了大批彝文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的文学作品，掀开了彝族文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彝族作家用汉文创作起步比较早，始于唐代南诏时期。南诏王室很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自南诏王阁罗风以来，南诏的贵族中便“不读非圣之书”，专攻孺学，并不断派遗弟子到四川学习。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幼年时便受教于隽州西泸令郑回，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他的《誓文》、《与韦皋书》，文字质朴，行文婉约，很富有汉文学的韵味。异牟寻之子南诏王寻阁劝，很喜欢写诗，曾“赋诗以饯之”。他的诗语言流畅、感情真挚，富有唐诗风格。

他写的《星回节》诗曾被收人《全唐诗》，开创了彝族知识分子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先例。至明、清两代，出现左氏父子、禄洪、高氏父子、那文凤、鲁大宗、李云程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他们在彝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以李乔、普梅夫、李纳为代表的一些并族作家、诗人。他们突破了彝族传统文学的文体，创作了小说、散文、新诗，丰富了彝族文学样式，为彝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彝族作家文学，随着彝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建国以后，李乔、李纳、普梅夫为代表的跨越了新旧两个历史时期的作家、诗人，继续辛勤笔耕，创作出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佳作。特别是李乔的由《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组成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为彝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树起了第一座丰碑。李乔为彝族小说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彝族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这一时期，以苏晓星、普飞、吴琪拉大、替仆支不为代表的作家、诗人，沐浴着党的雨露和阳光，唱着欢乐的赞歌，步人文坛。

他们学习和运用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创作了许多表现彝族人民现实生活，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强烈的民族特色的作品，受到读者，特别是本民族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文学才华没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彝族新文学的发展中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文学史家称他们为彝族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这一代作家，在彝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进人新时期以后，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这些作家，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因此，他们以现代人的目光、现代人的文化意识，审视自己并不“现代”的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更关切民族的未来。他们自小受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哺育，扎根自己的根基，又整体上超越传统文化，不断迫求开拓，紧追时代新思潮。他们的作品，以独特的民族形式和表达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多层面地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表达了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理想和希求，富有民族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