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涂门关帝庙碑记看泉州浓厚的关帝信仰

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民间信仰的专著《中国民间信仰》的作者乌丙安教授认为，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对赋予实有人物神性或半神性的信仰实体，大致上可以分为神人、仙人、圣人、巫师等四种，而“民间对于关公或关帝、关老爷的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典型的神人崇拜。其影响之深广甚至超过了对其它各路神灵的崇信，有清以来遍布全国各地城镇乡村的关帝庙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四章《对附会以超自然力的文物崇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

泉州崇奉关帝（关羽）的历史甚早，但有材料可考，目前我们仅能上溯至明朝嘉靖（1522—1566年）年间。在万历（1573—1619年）年间，泉州曾出现崇拜关帝的热潮，时人李光缙云：“今天下祠汉寿亭侯者，遍郡国而是，其在吾泉建宫，毋虑百数，独我儒林里中庙貌为胜。询之故老，不知创所由始，相沿至今。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无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此“儒林里中庙”即坐落在城南涂门街的关帝庙，该庙在《泉州府志》明代万历版中称“关王庙”，清代乾隆版改称“关帝庙”。因邻近古城通淮门，故名“通淮关帝庙”，民间俗称“涂门关帝庙”。

民国3年（1914年）增祀岳王（岳飞），故改称为“通淮关岳庙”至今，但民间信仰者大多沿称为“帝爷公（庙）”。

从广泛的意义看，民间信仰也是宗教信仰，因此，有的学者即把关帝列为道教俗神。实际上，关帝已成为儒、道、释共同尊奉的历史人物神明，这是历史上儒、道、释文化长期互相渗透、影响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民间信仰自发选择的无明确宗教意识的多样崇拜特征。而在这三种文化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尤以儒家文化对关帝信仰的渗透最为显着，这可以涂门关帝庙的有关碑记加以说明。

涂门关帝创自何时，早在明代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已称无考。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关帝庙》曰：“明嘉靖间长史李一德重修”，这是关帝庙有明确文献记载的最早重修时间，当时称关王庙，惜原重修碑记早已失传，内容不祥。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该庙的最早碑记，为明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李光缙所作，但原碑刻现已不存，其碑文见载于清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和道光《晋江县志·祠庙志》等地方文献的“关帝庙”条目中。这也是清代人所能见到的关于涂门关帝庙的最早碑记，故乾隆年间官献瑶才会说：“按庙之建不知何时，所可考者，修于有明万历癸卯（1603年），为之记者李君光缙”（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李光缙在明万历三十一年所作的碑记中，特意点明涂门关帝庙所处的位置，以暗喻关帝明正统，仇孙、曹，乃得先师孔圣之意旨。记曰：“郡人庙侯（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于孔氏宫（按：即府学）之左。孔门之教莫大人伦，春秋之诛乱贼，诛其悖乎伦者。若不尝药、不逾境、不讨贼之类，不必身亲弑而后斧钺之/诸弟子中，所推勇惟忡子路，迂正名死结缨，夫子皆过之，而许其弑君父而不从，则能明伦理之正，而不失食禄死难之义也。侯素好《春秋》，是以明正统，仇孙、曹，使其得吾夫子为依归，当其在仲由之右与？郡人祀侯甚恪，不尽所以祀，故以此语之。”

因此，李光缙认为当时泉州人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关帝的热潮，是因为关帝生前即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实践儒家伦理方面为人们树立了典范。记曰：“今所为颂侯之烈，与侯所以系千百世人心者，得非以一念殉汉之忠乎！窃以为末尽侯也。夫帝室之有隆替，国统之有存亡，自生民有主而来，谁代无之，何但汉？其历朝死事诸臣，当改姓易命之秋，杀身翼主而极忠无二虑，何但侯？然皆一时能使人叹息咨嗟，传之久而名存耳，未有若侯灵响，今凛然如生者。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惟是生人五伦两仪不得以坠，二曜不得以晦，人心不得以死。侯始遇玄德，朋友也；约盟而后，兄弟也；及推为中山靖王裔，以主事之，则君臣父子也。平居无里之欢，非胞乳之共，不有折圭担爵之素，匹夫相友，然信以死，先兄而后臣之，间关周旋，各尽其道，此侯之所以独千古也。”

最后，李光缙告诫崇拜者曰：“其或有不忠、不孝、不弟、不友、不信者，无得入此庙，纵祷于侯，侯亦必不应之。”要求他们平时需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就难以达到崇拜的目的。

万历四十年（1612年），涂门关帝庙于庙右增塑刘先生、关寿亭侯、张西乡侯神像，又附诸葛武侯神像，一并祀之，以“表汉时共事之雅，开泉人未有之祀”。

为此，李光缙又作一记之。《碑记》开篇即言增塑诸神像之缘起：“庙左右堂，左祀寿亭侯，左祀平浪侯晏，不知所以始，久沿弗敢更。万历甲辰岁（1604年），奉佛者迁平浪侯于堂右偏，而中塑观音大士像，为善信皈依之地，识者非之。壬子（1612年）春，移大士像于月台之禅室，而里中孝廉乡君汾、文学杨君某某、何君启升、张君某，相议塑刘先生、关寿亭侯、张西乡侯，附诸葛武侯，祀于其中堂，位南向，而奉平浪侯于前厅，位北向。”

这段话使我们得知明万历年间发生在该庙里的儒、道、释文化相互渗透的一个重要史实。碑记接下去的内容主要是阐述儒家思想的义利观念：“夫古今言义者，皆属之君臣，而于朋友则言信。然近于义而言始可复，则信亦义之符也，虽谓朋友为义交可矣。乃若兄弟未有言义者，其亲本乎父子夫妇之生，其伦秩乎胞乳先后之序，乃天之所洽，非人之设，安得言义。兄弟而以义言，则自刘先主于关、张始也。……夫自古未有非轻大利之人而能与人成大利者。寿亭、西乡以君臣之义，完手足之好；武侯释兄弟之好，完君臣之义。或先弟而后臣，或先师而后臣，则先主以义始，而三臣以义终。”

其中，李光缙还特地提及：“武侯亦自表于先主：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负陛下。其见大义而忘利如此。”

最后，李光缙道出他作此碑记的目的：“嗟夫！使人而皆能见义以忘利也，使恩谊之情笃，而身家之心轻矣。以处君臣、兄弟、朋友之伦，何所不可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以为世之臣弟友者劝焉。”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泉州崇拜关帝之风特盛，就其社会政治背景而言，与全国的大气候有关。明朝中期，内忧外患并至，北有蒙古贵族余势力的威胁，东北有满洲族的兴起，东南沿海有倭寇的侵扰。

另外，由于政治的黑暗，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为维护封建政权的地位，嘉靖以后的统治者特别注重体现在关帝身上的儒家忠义思想，对民间关帝信仰有意识地加以扶植和引导，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鹭江出版社，1993年6月）。

就其社会文化背景而言，则与泉州地区的小气候有关。泉州自唐代欧阳詹中进士后，向学风气大盛，南宋时一是我国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过化之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中科第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过四世进士、三世进士，以及父子进士、祖孙进士、兄弟进士等盛事。就明代而言，泉州人读书治经蔚然成风，出过70部左右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四书的专著，而明朝中期以后的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则全是泉州府人。

程朱理学在泉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明代泉州回民的汉化，也与之有密切关系，时在嘉靖、万历间，正是泉州崇拜关帝风气特盛之际。实际上，泉州士大夫在关帝信仰活动中，是十分积极和活跃的，他们或主持修庙，或撰写碑记，或塑神像奉祀。

到了清代，儒家对关帝信仰的文化渗透仍在继续，这可从撰写于清代的其它的几篇碑记得到反映。在对泉州民间信仰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儒、道、释互相渗透的文化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并不只局限于关帝信仰，而且一直绵延至今不息。

作者：李天锡：《关帝信仰在华侨华人中的传播和影响》，刊《泉州道教文化》总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