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睛”是散文“画眼睛”的最后一笔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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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眼”，必须点“睛”。“眼”位的安设，可以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但是点“睛”总是在作品的结尾部分。点“睛”是散文“画眼睛”的最后一笔，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笔。它不是一般文章由作者站出来说主题、说思想的生硬作法，而是对“眼”本身的一种艺术的阐释。点“睛”，是散文意境之跌宕、主题之开掘、诗情之升华的必然，必须在铺陈叙事、写景状物以烘托渲染“眼”位的基础上，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始可妙笔传神，点出龙“睛”，让散文安上一个明亮的眸子。因此，精彩的点“睛”，有如夜空中一道闪电，恰似出墙怒放的一枝红杏，点燃读者的眼睛，产生惊疑不已、一见钟情的艺术效果。

艺术点“睛”，可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法：一是门开山见，直接点明。这是一般直抒胸臆的抒情散文所常用的点“睛”法。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叙述志愿军三个英勇悲壮的故事之后，作品便是这样点“睛”的。作家选取祖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六个镜头，启迪读者思考是谁捍卫了祖国的和平与宁静。抒情性的议论中融化了作家的哲理情思，排比的诗句化成了抒情的洪波巨浪，因而哲理性地阐释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深刻含义。可见，这种直接点“晴”的方法，象一位性情爽直、坦荡的年轻战士，圆目明眸，澄净若湖，让人一眼看出他的心地，有一种明朗开豁、和盘托出的美感。

二是化实为虚，以画传神。画面是无声的诗，是包含思想的具体生动的形象，形象是大于思想的。借助于画面来点“睛”，自然会有无限的诗趣，这是一种更富有诗意的点“睛”法。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最后以武汉三镇灿烂的灯火画面作结，揭示出“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辉煌前景，把作品的思想意境跌宕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杨朔的《荔枝蜜》赞颂小蜜蜂的酿蜜精神，结尾匠心独运地推出田野里社员分秧插秧的画面，从赞颂小蜜蜂的精神，升华而为费颂普通劳动者的高尚情操与美德，作品“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眼睛”，忽然间照亮整个诗的意境，留给读者以反复咀嚼的余昧。

再如朱自清的《春》，以三个独造的比喻点“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作者以三个形象的比喻，勾画三幅春的写意画，从侧面揭示春的无限生机、美丽姿容、巨大的创造力，引起读者的美好联想，从而抒写出春天对人们的激励、鼓舞。这样一种点“晴”法，把思想感情的“虚”变成了形象画面的“实”，言有尽而意无穷，画外有袅袅不绝的余韵。化实为虚的点“晴”，有如少女柔眼低垂、左右顾盼，有着含蓄、深蕴的艺术表现力。

三是妙语解颐，曲中见奇。这也是一种含蓄的点“睛”法，但不是推出画面，而是以引而不露、诙谐幽默的话语，启迪读者思索回味，去领略作品的题旨。杨朔的《雪浪花》，最后借老泰山“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的妙语，把赞美老泰山勤勤恳恳塑造人民江山的执着精神，与劳动人民朴实谦逊的品德联系起来，进一步赞美千千万万不留名字的“山野之人”，丰富了大海雪浪花“咬”劲的美的内涵。杨朔的另一篇散文《野茫茫》，也是同样的点“睛”方法：前后在野兽世界转了五个小时，我的神智弄得有点奇怪，看见耕地的水牛，疑心是野牛，看见农家门口卧着的狗，也当是豺狗——仿佛什么都是野的。对面开来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几个军人，放肆地高声谈笑，一听就知道是美国人。奇怪，我也觉得他们都是野兽。

“野”是作品的“眼”，全篇画一个“野”，字，通过游览锡兰野生动物“公园”，旨在揭露新老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罪行。作家最后通过自己“野”的错觉，机智地顺手一击，矛头直指新殖民主义者，使主题得到开掘和深化。这可谓神来之笔，发人猛省，令人启慧，幽默诙谐中见深藏的锐利的锋苦，有曲中见曲、奇中见奇的情趣。

总之，无论采用哪种点“睛”方法，切忌生硬矫作，缠弄笔头，都必须掌握分寸感，必须从意境、基调、抒情以及设“眼”的具体情况出发，做到浓淡有致、显隐相宜，自然而和谐，从而给散文安设聪明俊俏、栩栩传神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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