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文写作学习曹操的思维特点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同时还是一位卓然不凡的公文大家却鲜有人言及，以至常被人们所忽视。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军事和诗歌上。在文学上，曹操诗文并擅，可是由于现代社会“重文轻笔”的文学倾向，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他的乐府诗歌而忽视了其公文，对其公文的研究也明显弱于对诗歌的研究。曹操在中国公文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使公文从文学的混同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对公文写作、秘书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思维，是指人们运用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活动的过程，是运用形象思维及逻辑思维的过程。写作活动，无论是赋诗或是撰写公文，并非天马行空，无迹可循，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思维活动，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作为它的反映的写作思维活动，也有规律可循。写作和思维密不可分，写作离不开思维，思维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之中。而写诗与写公文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活动，其写作思维亦有差异
早在19世纪，俄国的文学家别林斯基就说过“诗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毛泽东也说:“诗要用形象思维。”(《致陈毅》的信)诗人总是在形象之中思维,并借助形象表达他的情感。曹操一生，作过诗也写过公文。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为后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他的诗慷慨激昂、气势宏伟、想象丰富，如《观沧海》，该诗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丸凯旋归来的途中，当时战争的胜利使曹操踌躇满志、信心满怀，统一全国的信心愈加强烈，当时曹操就是怀着这份心志写下了这首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该诗写登临碣石之所见，想像奇伟、形神皆备。前四句从大处着墨，既描绘出了海的壮阔，又写出了大海的汹涌，将情志藏于海景中，寄寓着诗人的雄心与壮志；后两句诗人展开了想像，由眼前的海景联想到日月星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日月星辰的运行都包含在这辽阔的大海之中了，足见海之宽广，是否也在暗示着诗人博大的胸怀呢？又如曹操的“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情怀一直为世人所称颂，其之所以激励人心是否也在于他老当益壮的情志寄寓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形象之中呢？含而不露，隐而不显，让人回味。可见曹操是极懂得想像的，以形象思维运作诗篇。
公文，它不像诗歌那样，以潜移默化的启发来感染读者，而是要求直接对公务活动发挥效用，要求受文者依文执行，无条件地办理，故而，公文的写作避讳转弯抹角、形象思维的写作方法，一般是采取正面阐述、直言不讳的逻辑思维方法
一、曹操公文中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指运用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合乎逻辑地反映事物的理性思维过程。曹操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写的《答袁绍》，就灵活运用了逻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举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该文是针对袁绍的拉拢，意图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所作的拒绝文。全文分三个层次写成，前两个层次分析当前形势，首先指明董卓的罪行已暴于天下，而我们兴正义之师讨董，远近响应，是人心所向；接着，指出虽然小皇帝势力微弱被奸臣董卓所控，但还没有像昌邑王刘贺那样有亡国的罪责；在详细分析事实之后，得出结论：一旦换帝，天下人心不安；最后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即他将独自讨伐董卓、迎回献帝，不与“袁绍们”同谋。文章写得义正理明，先摆出两个有利的前提事实：一讨伐董卓得到远近响应，二小皇帝还没有亡国的罪责，由此很自然地推导出“一旦改帝天下人心不安”的结论，最后“我自向西”讨贼迎帝自然水到渠成了。全文析理精要，由前提到结论，推导严密，合乎情理，正是曹操公文写作中善于使用抽象逻辑思维的有力佐证。篇中兼用“此以义动故也”、“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当时刘虞在幽州、幽州在北，指袁绍迎立刘虞、臣北面朝见皇帝)，我自西向(指己向西讨董，兼指己向西迎回献帝)”等判断句式剖析事理，义正词严地进行批判，明白无二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二、曹操公文中的比较思维
比较思维是确定事物相似点和不同点的辩证思维，它通过对两种性质、特征相反的事物或现象进行异同、正反、变化、美丑等的比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显示出它们的本质，以使我们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
运用比较的手法可以凸显事物区别于他物的某一特征，曹操的公文常两相对比，以古讽今，以正讥反，使说理清晰明了，也有利地支撑了论点。作于中平五年（188年）的《拒王芬辞》就是曹操在公文中妙用比较思维的代表之作。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说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国，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囊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汉灵帝中平五年六月，冀州刺史王芬策划政变，准备废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并想拉曹操参于。曹操审时度势，指出其必然失败的结局，拒绝了王芬的要求。该文开门见山就提出论点：“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废立帝王的事，是天下最不吉利的。）”前人伊尹、霍光能成功的行废立之事是因为他们以忠义之心、权衡了利害再做的，并且他们的权势非常之大，能想做到就做到，与之相反，而今“王芬们”废帝的动机不良，力量亦悬殊，如此相比较，后者只想着成功，岂不是是很危险？接着用王芬的连众结党与西汉时的吴楚等“七国叛乱”进行比较，用合肥侯的显贵地位与吴王、楚王进行比较，通过对比可知，前者明显的弱于后者，然而后者皆以失败告终，而前者（指王芬们）只想着成功，当然是很危险的，曹操在该文中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以古讽今、古今对比，顺理成章地推出王芬们必须会失败的结局，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阴谋没能成功。
又如《下荆州书》：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兵家重地“荆州”与谋士蒯度耳两相比较，喜与不喜之间自有取向，彰显了曹操思贤若渴、重视人才的心情。
曹操在写作《明罚令》中也运用了比较思维的方法。曹操占领并州（今山西省）后，听闻太原、上党、雁门、西河等四郡流行有害人民健康的“寒食”的旧风俗，即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的寒食节的前后三天，都不生火，吃冷食，据说是为了纪念介子推，针对于此，曹操发了《明罚令》：
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赢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
该令中运用比较法，将子推被火烧死与子胥沉江之事相比较，他们都是忠君之臣，后人如果为了纪念被火烧死的介子推，兴起了“寒食”节，那么也应为沉江的子胥“绝水”，可是吴人没有因此不喝水，到了纪念介子推却要吃冷食了，两项一作比，把吃寒食的荒谬与无理揭露的淋漓尽致。
三、曹操公文中的类比思维
所谓类比思维指的是由于事物间存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由此联想到彼的一种辩证思维，它源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曹操进行公文创作喜用类比思维，在他的许多公文章中均可看到他类比思维的痕迹。如在他现存的一篇著名的祭文《祀故太尉桥玄文》中，就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思维。
……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
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桥玄在当时以有政治远见和善识人才名闻四方，在清议界声誉颇高，曹操年轻时期就受到过桥玄的赏识。据《魏书·武帝纪》上记载有一次，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世，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能得到“清议界”名士如此高的评价，这对曹操跻身士林、步入仕途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曹操从此名气大振，他时常也为桥玄能够深刻地了解自己而感动。在这篇祭文中，曹操由桥玄对自己的褒奖联想到了李生对贾复的高度赞叹及仲尼说自己不如颜渊，将三者进行类比，对桥玄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他在追悼故人的《悼荀攸下令》中，也运用了类比思维：
荀公达真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
曹操盛赞荀攸是“真贤人”，是才德兼备的人，就像古代的晏婴，对荀攸的人品
和才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表论田畴功》中将田畴的“陈讨胡之势”（即向曹操分析讨伐乌丸的形势）类比为“广武之建燕策”（即广武君向韩信献策招燕）和“淮公之度淮南”（即薛公揣测淮南王英布谋反必败），极力表彰田畴的功劳、节操和正义感。在稍后的《听田畴谢封令》中，又将自己不强迫田畴接受封赏与夏禹不夺伯成弃国相类比，自比为夏禹。
此外，《赐夏侯惇伎乐名倡令》、《与钟繇书》、《手书答朱灵》、《分租与诸将掾属令》、《请追封郭嘉封邑表》、《决议田畴让官教》、《以蒋济为扬州别驾令》、《下令增封杜畿秩》等文章中都使用了类比思维，这些多是曹操招贤纳能，表彰建功的属下所作的公文，将这些贤臣与古代贤臣名士相提并论，曹操重人才、善用人才的思想显露无疑，在此就不一一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