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曹禺最杰出的产品 但却是一个二十三岁青年的处女作

1933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一间放外国杂志的屋子里，二十三岁的西洋文学系学生万家宝从早到晚地耗在里头，拼命地写着一部戏，为这出戏，他已经准备了五年。他用这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更改他的人物大纲，把结构搞好了，人物在脑子里活了，他们的一切都清楚极了。于是他坐下来写作，觉着这样写戏真是一种快乐。在快乐和努力中度过了半年，终于，把剧本完成了，这便是曹禺和他的《雷雨》。《雷雨》的手稿放在曹禺的朋友巴金的抽屉里耽搁了一年，终于在1934年全国最大型的厚达三百五十多页的十六开本《文学季刊》第一卷三期刊出。

一年以后，该剧由留日中国学生搬上舞台之后，又在国内公演。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部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多幕话剧。几代中国的戏剧表演家都是由《雷雨》的演出而走向成熟的。剧作者本人最初并没有想到剧本一定能获得演出的机会，但知道一定有发表的机会，他的朋友巴金对他的写作给予鼓励。其时他们正在等办《文学季刊》。所以为了读者而不是观众的方便，曹禺在剧本中为每个场景和人物提供了相当充分细致的材料，细到场景中的小道具，人物的细部形态。尤其重要的，还有人物的性格分析心理描写。

曹禺对他的人物及其环境是非常的熟悉。他确实历历在目地看到了他们的动、静，他们生活的枝枝薹蔓。为了写作《日出》，曹禺曾冒着寒风跑到贫民区等候两位嗜毒的乞丐，来教他唱数来宝，他曾跑到“鸡毛店”里去访问，跑到“土药店”里同黑三一类地痞讲交情，他曾钻进下等的北方妓院去观察和倾听。这中间忍受饥寒、侮辱以至伤害，有一次几乎被一个醉鬼打瞎了眼睛。为了《雷雨》他没有也无须去额外寻找资料。

曹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繁漪、周朴园、鲁侍萍、鲁贵一类人物，都曾在他的生活中出出进进。他的曾经阔绰后来又败落的家庭，整个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仆园逼繁漪吃药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第一幕周朴园逼繁漪吃药和第三幕周萍推四凤的窗户，这两段是最早写出来的戏。前者表现封建家长的专制和蛮横，后者表现少爷与侍女的幽会，这恰是整部戏的两类冲突的基本点。但是，冲突贯穿在戏中全部八个角色之间，每个人之间都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潜在的和爆发出来的。所以整出戏充满了内在的戏剧张力，时刻调动着读者和观众心理的期望和紧张。

时间、空间，严格按照“三一律”的要求设定，使话剧具备了古典戏剧的全部元素，更重要的是戏剧主题中强烈的命运感，这使该剧具有更加永恒的古典的魅力。命运感，在中国可以理解为宿命感，意思是人物命运的注定性。如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悲惨命运的不可逃避一样，《雷雨》三十年前的悲剧（周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三年前的经历（周萍与繁漪的乱伦），两年来的事件（周萍与四凤的偷情），在一天的时间里突然地彻底地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结局是全体戏中人物都极力避免，却又合力推动不可避免地完成了它。

剧中最无辜、因为最缺少关爱又最可恶、因而最有力制造了大结局到来的，是繁漪这个人物。繁漪是最彻底的受害者，她最终想必只有“疯了”一条路。繁渏，是最早出现在曹禺心灵视野中的人物，也是他刻意要表达的人物。这个女性形象的原型，至少有一个是曹禺某同学的嫂嫂。在某同学和他的嫂嫂之间发生了感情的纠葛。听到他们的事，曹禺把第一个同情给了那位嫂嫂，因为他知道某同学是不会为这个爱情牺牲什么的。他虽然同这位“嫂嫂”见过几面却没有说过话，从十八岁起，这个女性便在曹禺的内心被酝酿成文学形象，直到二十三岁时成了繁漪。

曹禺对这个心爱人物最直接的总结是，“她生命中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后来，藴涵在繁渏身上的这些成分，被拆解到其他一些女性形象上，比方“最残酷的爱”在《原野》中火辣辣的金子身上，“最不忍的恨”在《北京人》中忧郁的愫方身上。但是，她们都不如繁漪更完整更真切更具有“魅惑性”。《日出》中的陈白露也是曹禺戏剧的一个著名女性，但她只有一半是写实的，一半则是写意的，比较意念化，不够有力。《日出》获得了1936年《大公报》的“文艺奖”。该剧在结构和内容上均与《雷雨》有很大出入，这是曹禺有意为之。

曹禺曾经一度对《雷雨》不以为然，“渐渐生出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但是，被曹禺以为技巧用得过分，到“有点作呕”的《雷雨》，却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原因可能就在于它有故事，有穿插，有紧张的场面，这些都是戏剧的演出性观赏性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的故事更浓缩，穿插更紧密，场面更加有爆发力。《雷雨》终于是曹禺最杰出的产品，这样不朽的成绩，却是一个二十三岁青年在他的处女作里创造出来的，这绝对是中国文学难以解说的传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