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中国一片混乱为什么教育界人才辈出？

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范文澜（中）

文章分类|历史奇文

文章字数|4211字，阅读约9分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历史上，民国时期的各种思想之争一直是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一时期，大多数文人喜欢的是民国文化的一道风景线，但那是民国的教育，是所有文人的性格。

民国文人既有骨气又有勇气，对文化有自己执着的追求。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文化的命脉，依然向西迁移。无论时代如何艰难，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和价值。

几件“小事”，足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教育为当代人所景仰。

虽然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财力不足，还饱受战火蹂躏，但当时的中华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就像1912年，时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经常与时任副教育总长的范元濂先生争论一个话题。

蔡元培先生在《自撰年谱》中回忆说:“范俊当时认为，小学办不好，中学更不可能办好，大学亦是如此。因此，如果真的要改善国民教育，首先应该把小学教育搞好。我认为，没有一所好的大学，中学教育的师资力量就没有保障。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力量就没有保障。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抓大学教育。“。

但在两位先生如此激烈的讨论之后，两人把意见集中在一起，都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没有一个方面是不需要整改的。这样，就不可能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对于教学最重要的工具--教学教科书，伟大的教育家们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当时的各路文学家，无论是留学归来的，还是在中国传统教育私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都非常重视中国教育。

其中，连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大学都参与了语文课本的制定。因此，当时的民国语文教材《开明国语》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亲自负责插图。教材中的所有内容都是许多学者新创或再创造的。

可想而知，当时的民国教科书是如此难得！

小学课本看似简单，其实这里的字字句句都融入了学者们的大量心血。当时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这些作家研读民国教育的教材，就像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每节课只有几两句话，但这些学者都很细心，反复斟酌。

学者们都认为，教科书的内容，一方面要保证课文具有汉字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孩子的学习兴趣，这是教育的两大要义。比如，当时教材中的一句话到底是用“来，来上课”还是用“去，去上课”，学者们争论了很长时间。有学者认为“来”字笔画较多，“去”字较简单，但最终多数人认为“去”字不够友好，最终选择了“来”字。

那么，民国时期，人才选拔情况如何？

可以说，民国时期，人才的选拔并没有按照任何严格的标准体系来进行。即使在当时的北大，清华等名校，选拔人才也主要以衡量学生的才能为主，从不以严格的考试程序为标准。

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许多大学南迁，北大，清华，南开等名校也纷纷南迁。之后，多所大学联合在湖南长沙成立了一所“临时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1939年，“临时大学”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大学生中选拔人才。这期间的报考条件是:考生必须先交卷，论文通过后进行笔试，最后进行口试。

也就是说，在报名者中，有一位名叫周发的优秀学生。获得考试资格后，他通过了前两次考试，最后在重庆他的傅斯年寓所参加了最后的口试。由于答辩时间较长，中午大家一起吃包子，而周发在吃包子的同时还不忘回答老师的问题。不过，周发此举并没有引起面试官和老师的反感。

这位年轻人最终得到傅斯年先生的青睐。他建议周发今后从事中国历史语言学研究，这也为周发日后成为语言学大师奠定了基础。用人方式独树一帜，为西南联大所独有。如果你德才兼备，你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沈从文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沈从文先生早年小学毕业就去了部队。因此，沈先生虽然出版了许多文学作品，受人尊敬，但从未担任过教师或讲师，也没有出国留学。不过，沈从文先生虽然背景平平，1939年，西南联大还是破格聘请沈先生为教授。

像沈先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1926年春，清华大学还破格聘请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担任国立大学研究院导师。这种用人风格保证了民国时期人才辈出，思想前瞻的可能性。

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任命胡适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胡适先生婉拒后，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同时，梁启超先生还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时曹校长认为，陈寅恪先生没有著作，也没有学术背景，不符合大学导师的聘用条件。

这让梁启超先生非常气愤。梁启超先生强调，陈寅恪几百字的见解超过了其他长篇著作。这样的人虽然没有背景，但绝对是一流人才。

最后，陈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请。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由梅贻琦任命。梅先生始终认为，大学的存在不是正式的校舍。真正的存在是所有知识的存在，是学者的存在，是导师的存在。他们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因此，梅先生任校长期间，在讨论办学路线时，有人问梅先生的意见，他通常会说:“我尊重大家的建议。”可以说，梅贻琦在各种治校策略上，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各位教授的意见。他的想法是，大学的主体是一大批教授，而校长只是一个为教授服务的人，以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这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氛围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为了坚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大学里只允许“先生”和“学生”，官衔肯定是不允许的。民国著名作家戴钧先生曾回忆说:“民国时期，如果哪位导师在大学里既担任学术职务又担任行政职务，学术职务第一，行政职务第二。”显然，当时存在着一种尊重学习的氛围。

1939年，陈立夫先生在任教育部部长时提出:“西南联大校长以上级别的导师，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即将成为国民党党员的人。”

对此，在导师中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法国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大义凛然地说:“如果非要我加入国民党，我宁愿辞去院长一职。”后来陈先生得知室友老师是国民党党员，便以“和这样的室友住在一起不方便，骂国民党”为由，提出换房居住。其实，这也是教师思想自由最真实的表现。

在“民主治校”的层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实践者。他在大学里成立了大学理事会，反对留在传统学校里的“大师”。同时聘请陈独秀，胡适等知名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加入大学理事会。

在大学中，参议院担任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从而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的课程设置，章程，办学方向等事务。所有办学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鉴定委员会决定，这也充分保证了办学的学术质量。想必，这才是真正的办学之道！

在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对文人并没有太多的尊重，但到了民国时期，文人的自豪感就凸显出来了！正如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的那样:“王淑敏刚写完《庄子说》一书时，傅斯年主动要求为他写序，但王淑敏拒绝了。王淑敏先生认为，骄傲的文人应该像老虎，狮子，野兽一样孤军奋战，只有狼才会选择群居。”。

这样一件小事，也道出了民国文人的狂妄情怀，让今天的文人堪比！

然而，文人的这种傲慢不仅表现在毫不掩饰的赞美上，也表现在公然的漠视上。西南联大时期，校内文学系成为清华中文系血脉的延续。在这样一个时期，讲师团中的白话作家越来越多。这一切让清华教授刘文典义愤填膺。他曾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应该得四百元，我应该得四十元而不是四十元，而沈从文只应得四元。”。

如此露骨的评价，狂妄自大，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刘文典先生真是一代大师。固执的刘文典先生甚至不分场合地嘲讽沈从文先生。曾几何时，大学里又响起警报声，大家都往外跑，刘文典老师也是。然而，当他突然想起自己心中敬仰的陈寅恪先生身体虚弱，看到陈先生在身边奔波疲惫不堪时，便大声呼喊身边的学生和老师帮忙，并高呼:“保存国粹重要！保存国粹重要！”。

这时，他偶然看到自己最鄙视的沈从文先生跑得比谁都快。于是，他冲着沈老师大喊:“我刘某人是为庄子而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们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你，你跑的是什么？”

其实，这也充分体现了刘文典先生倔强的真实与可爱。文人如此真实朴实，正是民国教育的根基。不仅如此，傲慢的刘文典先生在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学生运动，不惜顶撞这位老兵。他在公开场合不叫他“蒋主席”，而是叫他“新军阀”。现场，傅斯年先生也神情桀骜不驯，丝毫不惧权力。

殊不知，在农村，傅斯年先生很谦虚。一次去李庄，区长，市长请傅先生吃饭。付先生坚持说:“如果司机的饭菜和自己的不一样，那我就拒绝吃。”这样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民国大学学生的不羁行为。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心声。

可以说，这样的学者在民国真是幸运的。他们的敬业精神也值得现代学者学习。

朱自清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时，经常遭到日机轰炸，生活异常艰难。但即便如此，王先生也坚持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才回去休息。一次，王老师不小心得了疟疾，身体非常不适，因为他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寄作文。

于是，他忍着不适，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疟疾不舒服，他索性把马桶放在办公桌旁，一整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面黄肌瘦，两眼凹陷。他几乎脱掉了自己的外貌。但就这样，王老师还是一大早拿起包去给学生上课，全然不顾自己身体极度不适。

这是民国时期的文人，是中国文人的先驱和代表。他们不仅不怕强权，即使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心中也不会忘记追求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能上战场的军人，有的甚至身体极其虚弱。但是，在文化领域，他们都是大英雄。

观古鉴今，我们目前推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花结果了。因此，可以说，多学习民国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这一点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参考资料:

《民国教育现状》，《晚清至民国教育发展》，《自撰年谱》

这里是《醉影在心》，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范文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