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场外那些事：体检不通过 考场出差错

考场上的“喜剧”寿剑刚是杭州大学政治系1978级的学生，遥想当年，他过于淡定悠闲，险些“弃考”。高考第一天下午考的是历史，由于他认为是下午两点半开考，所以在招待所里美美地睡了个午觉。起床后，他慢悠悠地走向考场，到海宁一中的考场一看，外面连人影都没有。他感到很奇怪，一问工作人员，才得知历史考试是下午两点开始的，工作人员指着手表说：“你已迟到二十五分钟，按照考试规定，迟到半小时就不能进入考场，取消考试资格。”寿剑刚如此回忆这个令人后怕的“插曲”：

我被吓得不轻，赶紧跑步进入教室，甫一坐下惊魂未定，监考老师又过来严肃地跟我说了一通考试纪律之类的话。我没太听清楚，但被弄得更紧张了，便不顾一切埋头答题。肾上腺素激增，下笔如有神助，复习到的自然不在话下，没有复习到的，竟也能从记忆库中调出来……“祸兮福所倚”啊，结果历史考了八十多分，是各科中最好的。我都不敢设想，要是多迟到五分钟，我就不能考历史了；要是历史不考，余下的科目还有必要考吗？要是1978年高考黄了，下一年还会继续考吗？要是不参加高考了，此后的人生将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级的学生王天柱，在考场碰到的是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

那天考语文，当奋笔作文时，天气突然变化，乌云翻滚，电闪雷鸣，顿时大雨倾盆。当时我所在的考场设在一所初中内，我坐的临窗座位恰好缺几扇玻璃，一阵飘雨突然淋湿了试卷。正在这节骨眼上，怎么办？我忙举手叫监考老师，他无可奈何：“没多余卷子呀！”我见教室前方点着一盏二三百瓦的大灯泡，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奔上前去，跳上讲桌，举着试卷在灯光下烤起来。我一面烘烤试卷，一面低头扫视，满屋子考生都在唰唰唰地奋笔疾书，独我居高临下作等闲观！好在灯光强烈，卷子没用多少时间就烤干了，我急忙冲下讲台回到座位赶写起来。想想这段插曲，我恐怕是唯一有这种考场经历的人吧！

有人得分，有人失分俞新尧是杭州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读完“戴帽中学”后，在家乡笔架初中做民办教师。他满怀激情，操着一口浓重的萧山话，给学生们上课。那时，俞新尧最崇敬的人是楼塔中心学校的马烈老师，马老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他不仅可以用普通话给学生们上课，还不时有小说、散文在期刊上发表。然而他为人清高，大家不敢接近，更别说向他讨教了，俞新尧也不例外。但在1977年10月高考前的某一天，马老师把俞新尧叫到他的宿舍，面无表情地问俞新尧：“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看过吗？你现在把它口译成现代文。”俞新尧感到很突然，因为对古文知之甚少，他连蒙带猜，期期艾艾地说了个大概。想不到马老师面露喜色，还表扬了他一番。然后，马老师告诉俞新尧考试时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又反复提到“慕尼黑阴谋”很重要，正式试卷不一定会涉及，但如果有附加题的话一定会涉及。

俞新尧将信将疑，不过还是好好翻看了一下“慕尼黑阴谋”。不出马老师所料，当年的政治试卷中果然出现了“慕尼黑阴谋”，印象中还是二十分的论述题。“考完路过楼塔中心学校时，已是晚上七时左右，天已漆黑一片。很远就听到马老师在公路边不停地向路过的考生打听我，我高声呼唤他。他急切地把我拉到他的宿舍，从考题到应答，足足问了我一个多小时，然后他非常兴奋和肯定地对我说：‘祝贺你！你肯定考上了！’”

如果说俞新尧是有“高人”指点，那么杨念迅的运气则是一张废旧报纸赐给的。

杨念迅是杭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的学生，浙江义乌人，而义乌盛产红糖。1977年的历史考卷中有一道“黑水党”的题目，共五分，由于题目较生僻，答出来的人寥寥无几。杨念迅估计他在这道题上至少得了四分，他是怎么得到这四分的？

报纸是稀罕之物，可以派上许多用场，比如糊墙壁、包红糖等，于是生产队负责管理报纸的会计会把每天送到的报纸平平整整地折好，按照日期一张不差地叠好，然后在每年榨糖季前按人口平均分到每户。村里识文断字的人也不少，但会计不会让任何人看报，他自己也坚决不看，因为报纸弄皱了、弄脏了，分到的那户人家就会有意见。会计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多少次厚着脸求他让我看看报纸，都被他严词拒绝了。

于是，我只能看到分给我家的那几张报纸，尽管是旧得不要再旧的旧闻了，但对我来说还是蛮有看头的，毕竟那年代供人看的文字实在是太少了……巧就巧在1977年高考前生产队分给我家的那几张报纸上恰恰有一则关于黑水党的历史小常识！当我在历史考卷上看到这道题目时，心差点儿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俞新尧、杨念迅的高考加分应当说是“必然中的偶然”，那么杭州大学政治系1978级的学生韦忠信，则是将一道高分的地理题丢进失分的大海。他事后总结，是自己定力不够，导致“偶然中的必然”：

恍惚记得考试时间有一个半小时，我不到一小时就做完试卷了。好像最后一题是说一条船春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然后立夏、秋分、冬至等到了几个不同的地域，问当地气候、温度、日照长短等。题目设多问，满分二十五分，具体记忆有些模糊。既考毕，便欲提前交卷，恰逢前座考生也在整理卷子。那时我的眼神极好，不经意间只偶然一瞥，突然发现他的答案与我完全相反……前座似乎是一位年过三十的“老三届”考生，功力自然不凡。我突然陷入纠结之中，继而怀疑自己答案的正确性，并试图进一步求证，便轻轻踢了一下前座的椅子，指着我考卷的试题，用近乎腹语的低沉音说：“你错了！”谁知他扭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丝毫不为所动，理好试卷，充满自信地上交了。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一定是自己错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临交卷前五分钟，我终于作出了与原先答案完全相反的修改，疑虑重重之下匆匆交卷。一出考场，急忙去对标准答案，这一对，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复旦梦”就这样灰飞烟灭了。最后各科成绩中地理最差，仅得了六十分。

这一投机取巧的“奇耻大辱”，给韦忠信留下了终生的教训，他后来总结：做人还是要讲诚信，不可投机取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不能丧失定力，丢了自信。

填志愿，却未“如愿”现在考生填报志愿，不仅知道考分，也知道排名，更重要的是有往年各大学的录取分数和名次供参考。1977年则不然，许多考生和家长对志愿既不了解也不看重，只要有书读，学校好点差点无所谓。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1977级的学生邱建伟，他选择中国科技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的原因，只是从广播里听到有这么一所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愣住了：怎么在合肥？北京大学经济系1977级的学生、后来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海闻，他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但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却被经济系录取了，他蒙住了：什么是经济学啊？

也有一些考生的父母原本就是大学毕业生，知道学校的档次，但给子女填报志愿时却就低不就高，为的就是稳妥。例如厦门大学历史系1977级的学生刘海峰填的志愿依次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历史系1977级的学生罗志田填的志愿依次是成都师范学校中文高师班、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英语系1977级的学生申丹，填的志愿是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黄蓓佳，填的志愿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他们俩的志愿表上根本没有填北京大学，最后却被北京大学录取了。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考分很高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政历清白，不少考生并不知其所以然，对现在的考生来讲，更是天方夜谭了。

血压，血压，还是血压当时考生中有种说法流传很广，即使考分高、政审过关，若体检通不过，依然上不了大学，而判定体检合格与否的主要标志，是血压合不合格。当年浙江诸暨考生的体检是大学、中专上线生集中在一起进行的，体检前几天，我们几个上线的同学事先到璜山区卫生院作了血压预测，那里有个医生是我们老师的夫人。她给我们量了几次血压，其他同学都正常，就我越量越高，她对我说：“你根本不是血压高，而是紧张导致的。这样吧，我给你一颗药，体检前三四个小时吃下去，保证你血压过关。”她将这颗药交给我的一个同学保管，让他到时给我服用。体检那天，天刚蒙蒙亮，同学叫醒我，我们蹑手蹑脚到室外，将药就着冷水吞咽下去，几个小时后，我的血压测量正常。意想不到的是，血压一向正常的徐姓同学却血压偏高了，测了多次还是高。医生好心，让他下午补测，谢天谢地终于过关。事后我问医生到底给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她呵呵一笑：“我仅仅给你一颗微量的镇静药。”

因血压偏高不能入学的考生有不少，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级的学生孙汉州就曾撰文叙述自己的经历：

考试结束后，全家人便进入期盼状态。终于，盼来了上线的消息。不久，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县城体检站参加体检。体检，平生以来头一遭，由于紧张，血压升高，一遍又一遍，越量越紧张，血压硬是“居高不下”。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对我半开的大学之门又关上了。事后，我为了治病，又去医院量血压，结论是：“一点儿也不高。”

“这也许是命吧。”母亲说。

“什么命不命的，明年再考！”

1978年，我又参加高考。文化考试自然没问题，谢天谢地的是，体检一帆风顺，邮递员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上门来，我童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如果说孙汉州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血压高”推迟了一年上大学，那么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张汝潮、沈坚就比他幸运多了。

张汝潮在1977年高考文化课过关以后，紧接着就要参加体检：“内科检查时，平时基本不生病的我居然血压偏高，大夫让我留下稍作休息后再测，结果反复几次测下来血压仍偏高。我拼命向大夫解释，血压偏高是玩命复习造成的短暂现象，过几天肯定会恢复正常。我三十岁才有上大学的机会，不容易。这时，站在门口的招办老师不停催促，我绝望地看着大夫在我的体检表上记下体检结果。当他把体检表交给门外的招办老师后，突然转身在我耳边悄悄说：‘放心，你的血压正常！’后来的新生入学体检，证明了这位大夫的诊断是正确的。我一直都很感谢他，不然我的高考之路就戛然而止了。”

沈坚是湖州的考生，后来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的掌门人，1977年参加入学体检时，他也险些被刷：

从张榜到最终录取，中间还有体检，对许多人来说这已不是什么事，我却差点折在这一环节上。体检那天我出奇地紧张，心跳一直慢不下来。第一次测心率，每分钟一百多次，医生让我休息，我反而更紧张。心率检测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最终由县里体检总负责医生定夺而过关。从此以后，我逢体检就心率快，成了条件反射，到了大学也是如此，直至中年才改善。

以上这些缤纷的花絮，可能是那个特殊年代那些特殊考生的特殊“待遇”。其实这些细节也折射出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愿错过历尽千折百回才获得的入学机会。

（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近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