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大运河文化带·天津」运河孕育商业大都市

天津这地界，老百姓称为“退海地”“九河下梢”。“退海地”其实就是嘉靖二十九年《重修三官庙碑》中提到的“斥卤之区”，意思是该地为盐碱地，寸草不生。九河下梢，文艺点儿的说法就是“百川之尾闾”，但意思都一样，百川入海最低洼的地方。所以在主要依靠陆路交通的时代，当“齐纨鲁缟车班班”的西安、“天下名都”邯郸以及“牡丹之乡”洛阳引得“天下朋友皆胶漆”时，天津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戍边屯种之地。

后来历代王朝意识到仅仅靠陆路维系统治是远远不够的，天津的好运似乎开始了。先是曹操开凿了一条从今天的沙河到天津的平虏渠，后是隋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联系南北的大运河。通过这条水道，江都（今扬州市）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杨柳青也出现了“昨日临清买柳回，今日贩鱼桃花口”的商业繁荣景象。

估衣街

即使到了宋辽对峙时期，民间贸易也没有因为两国的战争而中断，界河（海河）两岸行商坐贾熙熙攘攘。金朝统治者为了满足中都（今北京）粮食需求，重新疏通南运河（京杭运河北段），并在今天的狮子林桥西端旧三岔河口一带设寨，也就是直沽寨。直沽一带人口逐渐聚集，慢慢形成了商业集市。

运河虽然便捷，但也时常因枯水季而断流，所以到了元朝开始试行海运，一时间“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三岔河口，出现了“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繁荣景象。这句诗中的“罂”，指的是古代南方的一种大腹小口的瓦器，用来盛放茶叶、酒和水。“越布”是一种南方的葛麻织品，其中布质精细薄软的织品称之为越布。“衢”是四通八达的街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直沽大街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粮商、茶商、布商、酒商以及盐商，临街店铺里摆放着南方的丝织品和器皿，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漕船、商船给直沽带来了人气，于是为了方便这些来往运丁、兵丁以及商人的日常所需，在三岔河口的一段平坦水湾上开始形成了一片酒家茗肆、歌榭妓寮丛集之处，这片集市据说是因为在一家侯家茶馆屋后，所以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地叫成了侯家后，它比天津建城还要早，也是天津最早的商业区。

天子津渡

1404年12月23日，对天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永乐帝正式将直沽改为天津，寓意天子渡河之处。此后，永乐帝以及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忘记天津这块宝地，不仅在这里设卫建城，抬高天津政治地位；而且继续维护和经营大运河。有一个叫徐有贞的治河能人，在黄河决口之处设置水闸，并花费三年时间开凿广济渠，保证了运河30年的稳定。1519年，仅在天津港口拽运大木的官兵就达到六千多人。

此外，明朝也放宽对随漕人员携带货物数量和税负的限制，往来漕丁可以有利可图。清朝，除了继续沿用明朝运河政策外，还开放了海禁，开辟了“北洋航线”。广东潮州的商船“游弋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福建厦门的商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江浙一带赴天津、奉天贸易的商船也因顺风由一年两趟增至一年四趟。

天津成了名副其实的“五方之民所杂处”。原来的侯家后已经容纳不下操着各路方言的客商，于是在城东门外、北门外和三岔河口一带扩展出新的商业中心，天津城也形成了“东贵西贱，北富南贫”的城市格局。

此后，天津地位因商业的繁荣而再次提升，由卫变州、变府。虽然清时天津的功能和定位还是北京的东南门户和河运中转站，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都不能跟扬州、苏州、杭州等运河枢纽、财税重地相提并论，但随着近代航海时代的到来，天津城开始“大放异彩”，从一个运河城镇成长为海洋时代的北方商业大都市。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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