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沉钩」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重庆长安汽车红色记忆

在翻阅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中央档案馆编纂的《朱德调查研究文集》时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是朱德同志在1957年3月19日向毛主席作的一篇“关于重庆兵工厂存在问题的情况报告”。行文中着重提到了几个点：“重庆各兵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人员设备浪费很大”（厂房很好，投资又大，技术水平很高，但他们生产能力却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兵工厂搞民用生产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转民用生产的原材料如何保证，具体转向搞什么，如何转法等）。

朱德在报告中笼统提到的重庆兵工厂即是长安汽车的前身——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1957年3月为响应上级“军民企业要学会两套本领”的指示，开始试造“长江牌”46型吉普车，并于1958年研制成功；而后195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46型吉普亮相；1963年停产，累计生产1390辆，停产后北京汽车制造厂接手技术资料，这也就是后来响当当的北京吉普。

长安uni-t

“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早转少损失些，转的越晚，损失越大。充分发挥和利用兵工设备等的有利条件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不光是重庆市的问题，而是整个军工与民用生产结合问题”。

可以看出，早在1957年那个各项基础设施尚不完备、资金技术条件有限的时代背景下，深谋远虑的朱大帅就向中央提出了要打一场“军民融合”的硬仗！

时间回到2019年11月13日，长安汽车在英国伯明翰发布自研的蓝鲸NE1.5T高压直喷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号称最大功率132KW，最大扭矩300N·m，并实现了40%的热效率。优秀的品质与不俗的性能，使得长安汽车连续三年荣获“年度十佳发动机”荣誉称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60多年前朱老总对重庆兵工厂的殷殷期望，如今在长安汽车旗下得以实现！

大石坝兵工厂旧址

视线再次拉回重庆兵工厂，重庆兵工厂的前身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件爆发后，为躲避轰炸而溯江西迁至重庆簸箕石和南岸铜元局（今长江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金陵兵工厂（洋务运动时李鸿章授命兴办，原上海洋炮局，李升任两江总督后，更名为金陵制造局，1929年定名为金陵兵工厂）。

1938年3月1日恢复生产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在抗战时期提供弹药3000余吨、手榴弹三十万余发，各类枪械约五十万支，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而当时二十一厂厂长李承干（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代表、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59年1月病逝，生前未公开其秘密中共党员身份），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地下党员，因此他又被称为“红色兵工厂长”；鉴于兵工厂在战时的杰出供应，1939至1944年间，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为他颁发奖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厂长李承干曾想将工厂转产民用品，未成。第二十一兵工厂经过裁员、调遣，至1949年职工仅剩9114人。同年，工厂下属各厂一律改称所。

解放大西南战役打响后，1949年12月1日晚，解放军约一营人过江入驻二十一厂；翌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派来军代表正式接管。不久，二十一厂改称为中央兵工总局第456厂，俞濯之（1930年毕业于河北工业学院机械系，1933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机械系；建国后，历任长安机械厂厂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所工程师、副所长，第六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领导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长度计量系统，负责建立了我国弹药膛压测试标准）任456厂第一任厂长，唐凤鸣为副厂长。

1951年6月工厂更名；1957年4月，定第二厂名为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

1961年工厂开展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但在质量整风中军工企业搞民品被批判为“不务正业”，迫使民品生产先后下马，“军民结合”的方针饱受严重挫折。

在十年动乱中，除武斗全厂停产外，大多数职工顶着风波，并开展了对外经援工作（1959年4月至1985年底的25年中，先后向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叙利亚和埃及提供单项或成套经济技术援助），使得生产科研得以继续进行。

1978年7月，邓小平在听取五机部汇报时又提出了“军民结合”的问题。他指出，“你们90万人，至少拿一半搞民品，要搞军民结合，要搞民用产品”。1979年下半年，工厂又重新开展了民品生产。

重庆长安新厂地坪

1989年末，该厂全民所有制职工已超过11000人，固定资产总值突破2亿元，列入”全国工业企业500强“，并荣获国家二级企业称号。

1994年6月28日，在兵器工业总公司的主持下，长安机器制造厂和江陵机器厂联合组建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1998年，长安汽车公司更名为长安汽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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