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刚先生谈中国历史与文化
整理者按：谢刚先生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生于1928年，2016年遽归道山。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北大学生，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形成了诸多独到见解。我们根据先生的谈话加以整理，以飨读者。括号内文字为整理者所加。
01
我给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特定群体生存与发展经验的总结。个人行为不能代表群体。李鸿章去国外满地吐痰，这不代表中国的文化，是他个人的行为。郭嵩焘去国外就比较客气。要我说，李鸿章就是中国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当权派，而且距离登上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是典型的中国文明结构的代表，已非中国文化的代表。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是软实力，文明结构则是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直到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存在，是硬实力。中国古代文明结构的首要特点，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在中国文化上，我们认为很多人却是追求自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的自由观。但在文明结构上，只能承认“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李鸿章可能也有了这种感觉。慈禧就怕他做皇帝。有一个很有学问又跟郭嵩焘对立的人，在英国当过大使，就向慈禧参了一本，说李鸿章“有不臣之心”。他肯定是有根据的。慈禧看了之后二话没说，以讲究和谐为名，把这个上折子的人撤了。李鸿章感觉只有他才有可以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外国人也不例外，于是便不尊重别人的文化，随地吐痰了。中国文明结构还有第二个特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慈禧懂得李鸿章的硬功夫实力比自己强。
中国这种文明结构是汉武帝时代确立下来的。此前，中国文化形态史学（先生把历史学分成文化形态史学和意识形态史学，前者代表是司马迁，后者代表是班固和司马光）的鼻祖司马迁大概不承认“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观点，他给汉高祖写了个本纪，给项羽也写了个本纪。他认为刘、项，还有陈胜都有竞争天子地位的自由，所以司马迁对天道的观点是：“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意思是他也不知道。历史本来就没有对错。不过如果说历史怎么打扮都对，这也不行，总得说出个道理来。
文化的概念中的群体是所有人，是所有人的一种理念。理念就是idea，抽象的，纯粹是精神上的东西。文化可以不要加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帽子，因为是从经验上总结出来的。经验可以有唯心的，也可以有唯物的体验。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抽象的，越抽象，涵盖的面就越多。不过有些哲学家，像冯友兰说哲学是思想思想的思想。我同意他把哲学定位在精神状态上，但我不同意他将哲学完全作为空话。马克思说：哲学是行动的指南，哲学抽象出来后，还要回归到行动中去。所以我的看法是：文化必须通过政治操作，取得文明的效果。文化和文明不是也不可能是分离的，你可以在精神上将文化和文明分开，但在事实上文化必须转化为文明。你一直思想思想的思想，思想到什么时候？干什么用？怎么发展下去？中国一直讲究内圣外王，就是思想思想的思想以后，还要去进行政治操作。这也是文化人的一种使命感。现在有人讲文化以人的快乐为目的，不只于丹这样说，还有更严肃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那就应该把“内圣外王”改为“内外都有快乐”。有人说，现在文化人多已宠物化，这话是刻薄了一点，但快乐也是宠物主人之所有，宠物自身快乐吗？
02
中国的皇权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跟外国不一样。外国特别是日本，别看他这么现代，他认为他的皇室是神。你看他跟美国打成那样，跟中国打成那样，他投降可以，但必须保留皇室。美国也同意了，为什么？就是从文化考虑的。他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跟你是共和的总统，没有冲突。
中国的皇帝制度最能体现皇权功能性，中国的皇权是天也不予保证的，不行就换，历来如此。日本换过吗？天皇号称万世一系，西方还有“教皇无谬说”。中国的皇权更替叫革命也好，叫禅让也好，叫推翻也好，不合适了就换掉你。这是中国文化规定的，可见于大概也是汉武帝前后不久成书的《礼记·礼运篇》。它规定皇权必须保证“小康”社会的稳定，不行就“去位”。（“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中国的皇权就是功能性的。孔子时尚不主张更换，到孟子就不然了。从经验上看，也非换不可。这是中国能够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机制所在。
中国在亚洲是第一个废除皇帝的。在公元前841年就有所谓共和政体存在过。有趣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时候有一篇演说词，讲的是西方现代共和史，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致祝词的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梁启超最亲密的战友，他代表国会却大讲，从中国的传统来说中国老早就知道共和，中国的历史本来就有共和。这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林长民用中国史实来解释共和，袁世凯从外国来解释共和，怎么解释都行，这就表明不仅中西文化趋同，也表明中国文明结构的皇帝也好，大总统也好，都只是一种功能性存在。我用第一种皇权来解释古代国家元首的功能性存在，而西方文明结构的元首的功能性存在是从现代革命才开始，因此用第二种皇权来解释现代国家元首的功能性存在。谈个人的时候我用皇帝。中国古代功能性的皇权一直存在。像中医所说的心肝脾肺肾，并非指器质性的具体存在，指的就是人体运作机制的一种功能性存在。我所说的皇权功能性就是政治操作文化的运作机制和国家文明结构运作机制的最终决策权，并不是说推翻皇帝之后共和还是帝制。
从文化到文明，必须经过皇权的政治操作而实现。外国历史同样如此。拿破仑是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最大推动者。小布什除宣战和缔约外，也可以否决国会。没有拿破仑，还不知道欧洲会是什么样子。现代和古代的皇权可以区别开，但功能是一样的。现在美国正在谈论“克林顿王朝”和“布什王朝”问题，当然不是指的帝王家庭世袭制，但是指现代皇权的世袭制问题。民族啊、国会啊，只有通过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政治操作才能实现，然后才有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共和制，法国的总统制，日本的天皇制。哲学家也好、思想家也好，设计出来的任何文化机制或者文明体制都必须通过实践检验，实践又不能是俱乐部或“一国三公”式的运作，最终决策权是运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古今中外任何机制或体制概莫能外。
文明结构的确立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皇权是否合格也要通过政治操作的检验。实际上李鸿章就是由地主阶级在野派转化为当权派再到皇权的一种政治操作。他是曾国藩和袁世凯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位历史人物。我们称之为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皇权的政治操作主观上是有文化导向的。文化只有经过政治操作的检验能够确立为文明后才变成可以规范文明体制运作的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虽然也是一种精神存在，但入于文明的范畴，就不可能还是文化原型的范畴。例如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是从孔子开始讲的中国的古典自由，但入于文明的范围后就具有限制自由的强制性。这可能跟别人的观点不一样。皇权的政治操作在汉武帝之后通常是由地主阶级在野派按照儒家文化导向来提供的，化作意识形态以后，便由地主阶级当权派去执行。
这些是我的发明创造，主要是试图解释一些中外历史学研究中一直自相矛盾而又纠缠不清的问题，我的这些解释试图从古代一直贯穿到现代。中国的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实际也是由地主阶级在野派转化过来的。不论是思想特征，还是其本身的社会和政治存在，都是这么个东西。地主阶级在野派有能力从文化视角上去总结群体的经验。司马迁也不总结，就把事实摆出来。
03
中国文化一向是多元性的，政治操作的文化机制也是多元性的。只有确立为意识形态以后的文化机制才是一元的。中国文化源于三大家——孔子、老子、墨子。中国到现在也没离开这三大家。为什么我说是这三大家呢？战国时代的百家也是从这三大家发展出来的。到汉朝初年的时候，就成六家了，查《史记》可以查到。现在中外一提中国文化就以儒家为代表，不合事实嘛。到了汉武帝就剩两家了，一儒一法，儒法相成，号曰儒术。这个法家是从战国开始的，不是春秋时代以邓析为代表的法家。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是可以对照的。《老子》思想成书的时代比《孟子》还晚，因为可以从《道德经》里看出来老子思想里有针对孟子的思想，他是反对的。司马迁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孔子问礼于老子），大概也不对。可以肯定的是，在孔子的时代，老子的思想肯定已经存在，这是有根据的。说墨子是孔子的学生，也不太可靠，但儒墨相通，比较有依据。司马迁说对了的是这三者是差不多同时存在的，从春秋就开始了。最早有记录的就是《论语》。这几家的思想，从后来人的陆续记载中可以看到。比如杨朱是西晋人说清楚的。战国时代的孟子说得很清楚：“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至今也没有逃出这一范畴。不过孟子没有提到的一点乃是逃儒必归于墨。杨，就是杨朱，属于《老子》成书以前的老子体系。战国法家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虽源于法家的政治操作，但指导思想却是老子和荀子的混合发展起来的。荀子是儒家，主张性恶，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帮助秦始皇的混合政治操作，用的就是法家思想——老子的思想和荀子的思想相结合。
文化趋同，从政治操作来看，中国也跟西方差不多相似。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解决群体间或群体内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关系类似，经验也类似；文化更趋同，政治操作机制也会差不多。解决群体间关系先要解决群体内关系的稳定问题。群体内关系的根本问题即个体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杨朱讲“贵己”，是个体本位主义者；墨子讲“轻生”，是群体本位主义者。前者在生存竞争中是强势者，是少数；后者是弱势者，居多数。儒家讲自由，也讲仁爱，最终的稳定靠法制。政治操作的文化导向，我总结出来的办法，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制，一个是社会主义，当然这是用现代文明概念类比的。操作之后，各归儒家。马克思说，历史常常表现为本想入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就是这个意思。中西文化趋同，文明结构却也千差万别。儒家文化反映的本是中国的古典自由，法家文化反映的本是中国古典的平等，墨家反映的是中国历来的社会主义。如果离开这三家，外国的自由、平等和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行不通。太平天国是典型的墨家思想，你别看他是什么基督教。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导向是自由、平等、博爱。博爱就是社会主义观念，是革命后期的产物，由马拉主导。墨家讲博爱，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当时的国学家一下子就把它和墨家联系起来。直到孙中山讲博爱也还是联系墨子。墨家的组织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侠、游侠，大概在司马迁时代，墨家就已经非法了。秦始皇的法家意识形态站不住脚，汉武帝的儒术就站住脚了。因为儒家认为，法家暴力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不能盖过自由。马克思说人类的理性终端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的儒家为什么一直存在，倒了又站起来了？文化机制的导向与文明体制的意识形态导向为何归于儒？因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个人主体性的自觉认同，而且是双向性的。双向性就是平等性。三纲的单向性是后来的事了。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双向的，你对我礼，我就对你忠。反过来，个人就应该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自由。又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谓之曰恕，也是双向的。宋明理学后来也发展儒家的自觉，但把双向性给取消了，变成了单向性，意识形态化以后，成了所谓的“吃人的礼教”。
从文化理念到政治操作，再到意识形态的规范，这是历来中西历史的轨迹。说得越抽象越省时间不是？
文化形态史学主张破坏性和创造性都是同一的希腊式思考。这就是说对待同一个事物观点不能变来变去。例如租界，一会儿说是革命的，一会儿说是反动的，一会儿说是殖民地，一会儿说是现代化过程的表现；观点总是随文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迁而变迁。例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原先说是卖国政府，现在又说是民族主义的。当然我是同意后者这个观点。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属资产阶级范畴，其破坏性与创造性本是同一的。如果洪宪帝制是君主立宪政体，也没有必要把杨度与严复绑在袁世凯的战车上。柳如是是婊子，陈寅恪还不是给她立了一个“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牌坊？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我们对历史所表示的遗憾不能停留在又谴责婊子又立牌坊的反复，或各打五十大板，各赏五十两纹银的平衡上，而要对历史的经验作出总结。袁世凯最大的错误不在当皇帝和刺杀宋教仁，而在于反对孙中山。孙中山的根本问题不在任何时期文化和政治操作的机会主义上，而在他崇奉太平天国，却不能将其“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按照洪秀全杨秀清的那一套去搞，洪杨在紫荆山建立了以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洪秀全让曾国藩镇压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实行什么《资政新篇》，而是他过早地“逃墨归杨”，进城以后忙于摆帝王架子，造王府，搞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洪秀全搞的是墨家的政治操作，墨家是讲究节约、节俭的。（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中国凡是成气候的政权都节俭，包括外来的游牧民族。曾国藩是地主阶级自由化当权派，以儒术成气候，也很讲究节约、节俭。他的最大错误和李秀成一样便是二人的合作意图表现得太晚了。
儒、老、墨三家的周而复始的文化机制促成了儒、法、墨三家周而复始的文明结构，其间政治操作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暴力。老、墨两家都主张暴力，老子学说主张放任，最终会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暴力自由竞争；墨家宣扬兼爱，但实施替天行道的暴力。儒家反对老子自由竞争的暴力，主张唯皇权可以施行暴力，所谓“征伐自天子出”。但中国更需要的是皇权的多元文化的操作，文化导向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也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汉武帝不是儒，是儒术。有人说出自董仲舒，其实未必。术是法家的概念，术就是皇权政治操作的法家暴力性手段，可以用兵家的阴谋。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儒家，讲究阴阳互补，儒家为阳，阳谋为纲，多元互补。法家为阴，因为只说儒家的自觉认同便没法操作。法家讲究平等，不管你什么出身，刑赏是平等的，赏善罚恶，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文化出发点是荀子的性恶论，人性恐惧与贪婪，须以刑赏餍足。刑即法。刑者，施于人身之暴力也。商鞅变法，以军功首级定爵赏。法家之不同于老学者，唯皇权始有刑赏之权。儒家之“征伐自天子出”，表明唯皇权有施暴之权也。唯皇权暴力是人类迈出“丛林法则”的重要一步。丛林法则是说谁暴力强谁就得势。唯皇权暴力可以制止暴力的自由泛滥。作为中国皇权图腾的龙，头似虎，身似蟒，爪似鹰，它是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综合，可以翻江倒海，可以上天入地，就是不可超越的暴力综合。
改造前资本主义自然经济机制和文明机制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暴力，而是市场经济的平均利润原则和操作。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依然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机制，是太平天国的墨家和湘军的儒术。不过墨家只讲平等和博爱，没有自由；湘军只讲法家的刑赏、平等和地主阶级的自由，没有博爱。在政治操作上，中国的历史不是像现在一些人说的那样，因为清朝到了慈禧时，主政的已经不是慈禧和光绪系统，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系统。辛亥革命没有袁世凯，隆裕和宣统就不可能退位，是袁世凯让他们退位的。冯国璋打到汉阳，袁世凯不让他打了，要是打下去，黎元洪行吗？不打了，就坐下来谈判，是严复代表袁世凯去谈的。严复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之父，他最讲究西方的自由，但是最后，他自己承认，不得不回到东方的现实中，只有支持袁世凯的地主阶级自由化。为什么？事实上是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经济的自由。严复是最早将西方的自由引入到中国的。他说：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立以为教者就是自由。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把自由当过意识形态。孔子追求的也是自由，但意识形态上必须遵守三纲五常的单向性，充其量只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自由。鲁迅说（孟子所谓）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即摩登圣人，说的就是中国现代的地主阶级自由派。（先生说过，圣之时者就是与时俱变之意）
由曾国藩与李秀成的合作意图开端到孙中山与李鸿章、袁世凯的合作失败，再到国共合作的反复，这才是中国现代化政治操作的历史进程中“正反合”的主旋律所在，资产阶级自由派虽一时附和于某一方，但始终反映着一种合的愿望。
最好的政治操作是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呢？我的观点是：混合文化民族本位的操作。混合文化指的是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包括游牧民族，混合以后，不分彼此，没有歧视。这样所产生的文明——中国唐朝盛世的文明，就是这样来的。外国呢？实现了这种文化操作的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林肯实行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混合文化民族本位。你看美国的租界交还得最早，像天津的他就不要。你看小布什政府中，赖斯就是黑人。所以说美国就是混合文化民族本位的政治操作。
唐太宗的母亲是突厥人，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文化是没有冲突的，冲突的是文明。混合文化没有主从之分。政治操作有主体性，但文化不应该有主体性。
现在的对外开放有的是继承了西方的文明，有的是继承了西方的文化。如果懂得文化和文明的区别的话，我们应该改造他们的文明，吸收他们的文化。
唐太宗的时候，外国人是冲着你的文化来的。混合文化就是唐太宗搭的架子。这就是第二文化大时代，我把中国的文化时代分为四个。中国的文化时代和文明时代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文化时代往往是乱世，盛世是一个文化时代终结的开端，乱世是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你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日本人也来压迫，但那时文化是最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