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全球化制度体系迭代
至今，全球贸易所展现的繁荣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与全球化融汇并行，交相辉映。IMI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论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认为即便全球化在分配方面存在“短板”，但仍然无法否定其“正和效应”的积极贡献，所以，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至多是“批判”，升级是全球化的“否定之否定”，制度体系的迭代远胜于“推倒重来”。
以下为文章全文：
贸易是一种交换活动，其深度和广度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持续演进，国家间的贸易更是人类扩大生存空间、拓展活动范围和提升文明成果的重要产物。从氏族部落走向国家形态的同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如影随形，与贸易相对应的制度体系和协调机制也应运而生。
至今，全球贸易所展现的繁荣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与全球化融汇并行，交相辉映。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正向效益显著，对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推动力强劲，几乎所有的人类发展指标均给予充分证明，尤其是绝对性指标。但是，如任何事物一样，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周期性特征显现，反面效果趋于突出，加上人的主观感受的放大效应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2008年金融危机后否定和放弃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两条主线上同步回潮，在贸易领域的表现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骤起，特别是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久拖未决的贸易冲突。尽管舆论的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分歧的罅隙和争议的烈度，但双方均有排除歧义、达成共识的主客观动力，默守旧有陈规的“刻舟求剑”不可取，因循现有规则的“按图索骥”也未果，唯有批判性思维和科学化辨析方能澈底澄清。
那么，如何客观分析所谓的全球化“之弊”特别是“不公平”贸易呢？开宗明义，简单的批判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不是可选项，辩证、客观、长远且平衡地反思和优化方是正途。“批判性”不是简单地“批判”，前者以“立”为主，后者以“破”为要；前者的价值观重在建设，后者的价值观强调破坏；前者运用系统性、思辨式的方法，后者使用主观性、意识形态化的手段。“批判”并非无所裨益，只不过破坏意识有余而建设意识不足在行动上和结果上基本于事无补，对人类福祉的增进贡献微乎其微。
所以，在探讨重大问题特别是重大争议时，要进行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并且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面（skillsets）向心智层面（mindsets）跃升，即不仅要解答“怎样”（how question）而且要解答“为什么”（why question）的问题。该方法论是一种以正确的价值观锚定后分析和实践活动的升华，同样适用于全球化等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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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差额硬币的另一面
“批判性”地溯源中美贸易摩擦的思维起点，继而廓清原由，解决之道自然跃然纸上，能否付诸实践仍主要取决于政治意愿，毕竟经济贸易的考量相对客观且可量化，而政策多取决于复杂互动的多元因素。
仅从表面现象观察，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是中国对美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坚持认为这一差额源自不公平的贸易条件和协议安排，是中国的“搭便车”行为和对美国的变相盘剥，潜台词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来自于美国的牺牲。
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源自多要素成本、甚至是跨代际的要素成本付出。贸易基于生产，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生产需要要素投入。中国在融入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所产出的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于相关要素成本的内化吸收而非传递给进口国的终端消费者，顺差金额越大，被消化的成本也就越大，二者基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其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相关国家的利益让渡，不如说是通过自我牺牲形成的供应链稳态，其中三个方面的要素成本付出是顺差的主要贡献者。
其一是劳动力成本。廉价劳动力转换成经济学概念是人口红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开放的中国在生产环节的优势之一就是绝对成本水平很低的大规模的劳动力，包括相当比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与全球贸易体系的融合度更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效果更趋明显。即便在2008年后，中国被普遍认为接近或已到“刘易斯拐点”，但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不仅是相对水平的低，而且继续保持绝对水平的低位（图一）。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拐点只是证明了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谢幕，二元经济所提供的发展动能让位于其他生产力要素，特别是科学技术。鉴于劳动力在经济的价值创造中缺少定价的主动权，资本和科技的作用更为突出，所以，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相对于美、欧仍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优势，反映在国际贸易上自然是顺差，反映在劳动力收入上是欠账或者赤字。
图1：中美欧制造业每小时工资比较（美元）
（资料来源：Conference Board）
更为重要的是，时间序列的劳动力成本变化指标仍然显示中美之间的相对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化，两国的单位产出人力成本从1980年起保持稳定，中国在其间还一度扩大了与美国的差距，而德国和英国的制造业单位产出人力成本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图二）。
图2：中美欧制造业单位产出人力成本（按美元计价，1980年=100）
（资料来源：Conference Board）
从趋势上看，中国制造业人力成本从2005年开始陡升，与美国、德国和英国相比劳均人力成本曲线的斜率很大（图三），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验证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对贸易的影响无疑是进出口平衡和贸易顺差减小的进程开始启动，中长期看，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至少因为劳动力成本要素的变化通过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调整与优化予以主动或被动地调低，这是双方共同希望的结果。
图3：中美欧制造业劳均人力成本（按美元计价，1980年=100）
（资料来源：Conference Board）
低劳动力成本实质上是对可贸易品的隐性补贴，受益的是进口国的消费者，美国在其中占大头。但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的经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一方面会收窄与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一方面会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所以，中美贸易的自然发展单从劳动力成本角度而言，大方向是积极的。
其二是高储蓄率对应的延迟消费。贸易差额是进出口共同作用生成的结果，中国是人口大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消费在GDP增长中的作用愈来愈大。设若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得以充分提振，那么，对内可以消化制造业产能，一定程度上压缩产品出口的量级，对外可以增加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二者均会降低贸易顺差。不考虑货币发行的规模效应和房地产等资产类别对储蓄的有效吸纳，从数字上看，中国储蓄率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与经济增长伴随消费升级的一般规律有所背离，特别是仍然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特征（图四）。相比于美国和欧盟，中国的高储蓄率抑制了当期消费需求，本该发生的消费活动被延迟甚至是代际间延迟，使得产品价格上升难以实现，可贸易品的价格竞争力凸显。高储蓄率向消费的效应传递有效降低了出口价格，使得中国的贸易份额得以不断扩大。从效用函数的角度看，中国消费者的即期福利被置换为进口国消费者的即期福利，是另类的转移支付和价格补贴。
图4：中美欧储蓄率比较（%）
（资料来源：CEIC）
其三是环境成本。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普通百姓也认识到环境成本的“不可承受之重”。雾霾、污水、垃圾、二噁英、荒漠化等，每一项都有巨大的成本，若对社会成本、生态成本等进行换算，环境方面的综合经济成本之高超出几乎所有模型的预测能力，并且囿于水平和认知能力，其隐性的、长期的成本更是难以估量。对比中美欧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图五），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上台阶”，所对应的数字也是触目惊心，且排放量的降低尚无明显迹象。即便考虑存量，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值也不小（图六）。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看，中国的减排压力十分之重，完成“巴黎协定”的承诺难度不小；从环境成本的经济化角度看，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获得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工业化体系的全面建立，且部分成本不可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中有相当部分沉淀于国内的环境赤字，以牺牲环境而形成的竞争力不是科学发展的希望选项，也不可持续。
图5：中美欧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Global Carbon Project）
图6：中美欧历史二氧化碳排放量（1751-2017）
（资料来源：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er, Global Carbon Project）
如上，顺差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和经贸循环所支付成本的镜像，至少上述三项隐性成本和支出是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千万不要认为世上有免费的午餐，在经贸领域就更不存在“只收不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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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制度体系迭代
任何趋势性的发展轨迹都不是一条永远上扬的直线，其间不乏峰谷沟壑，亦有曲折迂回，全球化亦然。全球化是国际贸易在商品流和服务流基础上的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的广域集成，新经济时代更加上数据流。从本质上讲，全球化是一个生产程序，而非分配机制，其肇始、发展和繁荣体现的是生产活动的全球组织、贸易机制的全球安排、财务增长的全球呈现，在生产力获得普遍性提升后，如何分配的责任主要在于主权经济体自身。
全球化主要作用于生产过程，结果是财富创造，而分配与社会福利更多的具有国别特征，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设计和实施整齐划一的政策，更多地需要在国家层面因地施策、因事施策、因时施策。生产关乎财富，强调效率，需要合作，可以延展；分配关乎利益，强调公平，需要兼顾，只能收敛。对与前者相关的国际协调机制和政策体系等进行集合性安排的可能性永远大于后者，前者存在国家利益的交换，交换需要妥协，易于形成有效价格；后者多需要直面国内民生，虽然市场机制在分配中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但非市场化的分配原则和制度只能是兼顾各方利益的模糊性平衡，并且也不可能分配其他主权经济体的国家财富。正因为如此，一味苛责全球化引发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严重似乎是对其初衷的误读和曲解。
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的理论渊源是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即相互贸易的国家无须桎梏于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须专注于各自生产技术的相对优势，通过相对成本差异的交换实现各自效益的最大化。重商主义的基点就是通过相对固定的合作与分工实现贸易的普遍增长，最终实现自己国家财富更大更快的增长，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若仅从数字上观察全球化的效果，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改善、寿命的延长、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等均是铁的事实，说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具有一定的普惠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亦循着这一路径，只不过仅用相对较短的四十多年时间，形成在诸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全方位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没有先例、无法对标的全产业链、全供应链的一体化优势，贸易顺差只是一种数字形态的表现。当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对美逆差亦是对该理论的实证。更为重要的是，统一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确实发挥了增加贸易额、降低贸易壁垒、实现共同发展的作用，即便是处于争议中心几近瘫痪的WTO，其实际作用之显著绝不是些许武断的批评可以抹杀的，关税下降、全球贸易量上升以及WTO成员国补贴下降的数字（图七和图八）既可以自证，也可以证伪诸多不实的指责。
图7：WTO成立后关税下降、全球贸易量上升
（资料来源：WTO）
图8：WTO成员国出口补贴支出不断下降
（资料来源：WTO）
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全球流通的国际货币，美元是无可争议的货币流的全球化之锚。美元成为全球交易、全球持有的绝对主导货币,其理论是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即美国需要维持逆差以满足其他国家使用美元的需求，同时为了美元的地位又要坚持强美元政策，前者对赤字的现实要求与后者对赤字的理论否定变成“两难”。所以，美国的赤字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必然，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中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即是该制度性安排的对称反映，其先源于贸易，其后流向美国资本市场，这种平衡不应排除在双方贸易谈判的话题之外。
全球化呈现的“帕累托改善”与美国和美元的作用密不可分，其过程无非是把理论变成政策，美国主导政策议程，而政策再指导具体实践。所以，即便全球化在分配方面存在“短板”，但仍然无法否定其“正和效应”的积极贡献，所以，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至多是“批判”，而且是宣泄性、破坏性的“批判”，而升级是全球化的“否定之否定”，制度体系的迭代远胜于“推倒重来”，原因至少如下：
其一是“一切皆互联”的时代要求。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数据的泛在性使得物与物、人与人的链接无比紧密，通过国界予以割裂似乎事倍功半。
其二是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要求。气候变化、难民潮、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多具有“负外部性”特征，并且几乎没有国别方案，合作是唯一途径。
其三是多边主义的边际成本最优。制度体系一旦建立，参与者越多，边际成本越低，整体效益越大，多边主义的探索和建立已然形成巨大的沉淀成本且运行基本良好，回到双边甚至单边不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其四是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与政府相比，市场的力量是“决定性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公民”，在体系建设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低估市场力量的“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只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五人类智慧的发展轨迹。人类智慧的发展不乏革命性、颠覆性的成果，但主流是增量改革和局部优化的动态迭代，如数字经济一般，所以，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制度体系的升级应以迭代为主。
以上通过例证进行溯源和辨析，至少否定了贸易的“负和博弈”、全球化制度体系的“彻底失灵”等论断。无论在何种场景下、针对何种难解之题，人类独有的认知性活动必须多一些“批判性”，让正向和建设成为主干。贸易摩擦的“化干戈为玉帛”和国际秩序的升级优化应该秉承这一理念，否则，错误选项指向的一定是“双输”或“多输”。
编辑 王偲竹
来源 财经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