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坚守理想 认清现实 唯有坚韧和努力可自渡
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在经过20年的发展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0%左右，在这个阶段，对00后来说，上大学已经不是太难的一件事。
但从2007年以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总数基本上都超过了1000万，这也意味着，每年从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并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也有800万左右；同时，每年近50万回流的“海归”，以及其他更高学历的的毕业生进入社会，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每年的高考，在国内是一件举国上下备受关注的大事，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40多年的全国高考中，个人能力、尤其是学业能力，仍然是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主要考量因素。
高校选拔人才一直秉承着最为严格的按成绩筛选“候选人”的机制，这这期间，虽然经历了数次招生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也在同步进行中，但按“学业成绩”为核心标准来选报考生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个人的学业成就通常受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的共同影响，而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这两种因素，对学子获取不同层级的普通本科教育机会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大学的层级越高，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越高，同时，家庭背景的影响也显著增强。
从1985年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办学”，市场因素逐渐浸润、渗透和蔓延进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教育也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市场机制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对广大高考生及家长来说，认识到高考“唯才是举”的和新选拔模式及流程；同时，对家庭背景在个人学业上的影响，也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因为，高等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学生和家庭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而个体所取得的成就，也依赖于家庭所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支持。
但对广大学子及家庭来说，3~4年的大学教育后，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毕业即失业”，如何破解这种困局？除个人及家庭的努力外，还需要认清高等教育的社会现实。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平等，规则越简单越公平
每年的高考，在国内是一件举国上下备受关注的大事，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在40多年的全国高考中，个人能力、尤其是学业能力，仍然是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主要考量因素。
高校选拔人才一直秉承着最为严格的按成绩筛选“候选人”的机制，这这期间，虽然经历了数次招生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也在同步进行中，但按“学业成绩”为核心标准来选报考生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从1985年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办学”，市场因素逐渐浸润、渗透和蔓延进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
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教育也不能“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市场机制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1985年，国内部分高校实施“计划外”自费生制度，自费生和公费生在同一所大学里双规并行，由于“自费生”和“公费生”是按不同的招生计划执行的，因此，“自费生”在高考录取成绩上，要比同类型的“公费生”低，这就打开了“用钱买分”的“潘多拉魔盒”。
1994年，双轨合一，高校的招生不再区分“自费生”和“公费生”，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都需要缴纳一定量的学费，毕业生自主择业。
到2003年时，全国高校的并轨招生全面完成，从1994年到2003年的近10年试点期间，约有3%~5%的大学生可以用“学费”补“成绩”的方式，被一些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被民办大学录取的学生。
高考，作为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点和“转换门”， “一考定终身”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这种选拔制度的集中体现，在社会的“口诛笔伐”下，高校开始探索以“自主招生”为模式的多渠道录取形式。
但自主招生制度在多年运行后，一些重点大学采用自己的“规则”，提前让其招生指标10%~30的考生获得了10~30分不等的“加分”，个别大学的“优惠力度”甚至更大。
同时，保送生制度的执行，可以让这部分学生不参加高考，通过“推荐”和“考察”的方式，就可以直接上大学。
在这些制度下，原本纯粹依据学生学业能力的选拔方式中，就混入了大量个人能力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
高校的合并及各类“工程”建设，优质教育资源的入学分配竞争，异常激烈
除高校招生选拔方式的多样化外，为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要求，高校自身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教育理念、办学体制、经费筹措、学科建设、专业布局到学校管理等都有涉及。
在上述两个方面实施的改革，从结果看，其中的很多措施都直接改变或影响了入学机会的分配，而最为重要的就是一系列高等教育“工程”的推进，导致高等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化。
自1990年到2003年期间，高校的合并重组此起彼伏，在10多年时间里，有597所高校参与合并，330所高校“消失”，各级各类大学校均学生规模从1993年的2380人上升到2000年的3815人。
从1993年开始，以财政专项为手段的重点工程大学和重点学科(如“985", "211”工程大学、和“双一流”)建设，将优质的资源和庞大的财力，集中到入选的大学、学科和专业上，事实上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层、分化。
考生选拔方式上的“多样化”和高校的合并重组、以及一系列“工程”的推进，使得优质的高教资源更为集中和整合和集中，同时，它也使得不同层次大学的入学机会分配显现出更为激烈的阶层间竞争。
在本账号之前的文章《社会阶层分化，家庭背景不同，子代在教育上的差异就是这样造成的》中，我们探讨了“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在子女教育上的影响。
根据上述模型，自1999年高校扩招后，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上，尤其是在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越来越不平等了，基于家庭背景的影响因素(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被强化；因为教育水平上的落差，地域、城乡之间的差异在扩大，弱势家庭背景中的子女，除了在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方面得到了较为相称的机会份额外，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反而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外部环境无法改变，在抉择之前，先了解不同家庭背景下的教育决策思路
（一）
1964年，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在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所学校60万学生的数据后，他们对这些调研材料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基于相关的分析结论，在1966年，科尔曼向美国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史和教育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
《科尔曼报告》的出台，对美国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人们逐步认识到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很重要的影响；1967年， 布劳-邓肯提出了“地位获得模型”，更进一步阐述了家庭背景及教育因素，是怎样影响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普遍存在着教育的分层现象，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所获得的教育机会或最终的教育水平也会越高。
西方学者布东在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或教育获得，概括为两个基本效应——即“首属效应”和“次属效应”。
首属效应指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表现的影响；次属效应指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选择或决策的影响。
（二）
基于上述理论，在中、外学者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在教育机会或教育获得上，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良好，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营养和健康保障，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发展，从而更有利于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较好的家庭背景，往往有着优势的社会资源，借助于这些资源，可以让子女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或班级。家长与子女之间、家校之间、同样家庭背景中的家长群体之间，通过紧密的互动，形成了所谓的“代际闭合”，这个“闭合”群体能够直接影响孩子形成相应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父母辈较高的教育素养水平，能够使子女直接继承较多的知识、技能、爱好和学习态度等。良好的家庭背景，能够让子女更好的适应学校教育过程，并且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使子女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从而在升学竞争中胜出。上述各类研究都证明，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有更好的表现。
这个结论，与半个世纪前的《科尔曼报告》高度吻合。
认识教育决策模型，让每一分成绩都发挥最大的效能
现阶段，国内的高校有2688所，其中，本科院校有1265所，民办高校756所，13个专业门类（包括军事类），703个本科专业，高职和专科专业更多。
如何在这么多的院校、专业中，在高考后较短的时间内，依据个人学业成绩和家庭经济情况做出合理的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此，借助于教育决策模型，可规避选择专业，筛选学校上的盲目性。
1997年，布林和戈德索普提出的“教育决策模型”，在充分考虑个体的学业能力和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他
们认为，在是否升学这个教育决策的过程中，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①升学的成本：包括直接的教育成本，包括学费、生活费等，以及为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而由此放弃的工作收入。
②升学成功的可能性，即参加高考后，能否进入大学的可能性。
③预期收益：即从大学毕业后，可以给自己或家庭带来的预期收入回报。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布林和戈德索普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这三个因素的权衡和应对策略也是不同的：
①风险规避，不论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如何，父母都希望其子女不要向下沉沦，至少确保子代的社会地位不低于父母自身。
②能力和成功预期的差异，在高考后的升学筛选中，个体的学习能力是关键，只有个体能力达到或超过相应标准才会继续接受教育。
③资源的差异，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而在阶层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家庭，为其子代的具体教育选择进行支付的能力不同。
在每年的高考后，所有考生及其家长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选择大学还是选择专业？
而这个选择，如上诉所述，就基于两个因素，即考生的学业成绩和家庭条件，选择的过程通常就是如下四种情况：
家庭经济良好且考生学业成绩优秀：学校和专业随便挑选，为规避子女毕业后向社会下层流动的风险，并尽可能最大化教育的预期收益，普遍会选择名校的热门专业。家庭经济良好但考试学业成绩一般：这种情况下，父母会投入各种资源为子女争取更为优质的教育机会，确保子女的社会阶层优势，规避子女向社会下层流动；通常，这种家庭的子女仍然可以进入名校的热门专业、名校的冷门专业或一般院校的热门专业。家庭经济偏弱但考生学业成绩优秀：考生及其家长会综合考虑教育成本、录取的可能性，通常会选择名校的冷门专业或者是一般院校的热门专业。家庭经济偏弱且考生学业成绩一般：通常考生只能选择去差学校的冷门专业。
高考专业选择的因果关系
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后，最终的结果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进入热门专业学习的概率更大；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子，会大概率的被冷门专业录取。
总之，每一次教育阶段的改变，都是对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和对学生的再次筛选，高考，是对完成初等教育阶段的孩子们进行的一次最为重要的筛选，筛选能否通过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考生的学业成绩，对绝大多数考生来说，12年的初等教育，一步步走到高考的考场，从时间、精力、甚至是经济上都付出了很多，这是一条最容易的成功、成才之路。
但对另外一小部分出身于优势家庭背景的孩子来说，他们可以动用的资源足够丰富，也有着绕开高考就能升学的机会。
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是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个“跃升”，也是接受系统规范的学科训练，并由此获得相应学位和专业资格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化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只有就读于某类专业，掌握某类知识，获得相应文凭，才有可能获得准入资格。
专业背景和文凭对个人在社会上的发展来说，变得异常重要，“文凭”对一些人来说是“敲门砖”，但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拦路虎”。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层级”组织，不同的层级，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相同行业的不同层级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回报也是不同的，而“专业资格”就是能否进入这个行业或层级的“壁垒”。
对即将高考的2020届考生及家长来说，认识到社会的现实，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努力学习，高考——人生从此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