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刻书文化：建阳刻书为何能够在明朝中后期繁盛一时？
武夷刻书文化：建阳刻书为何能够在明朝中后期繁盛一时？
1.政治环境
明朝的政治在宣宗正统年间(1436-1449年)达到了全盛。至嘉靖(152-1566年)、万历(1573-1620年)时期,礼崩乐坏,朝政混乱。嘉靖帝即位后不久便长期幽居西苑求道,宠信方士,不再过问国事,万历帝在张居正去世后也怠于临政,为躲避言官的责难,竟三十年不上朝,不批奏章,沉湎酒色,贪敛钱财,各地的缺官也不补员,有的官员身兼数职,国家机器几近瘫痪。
嘉靖、万历皇帝的无为之治在客观上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发展空间,甚至连万历皇帝本人也喜欢读《水浒传》等小说,皇宫中也自刊通俗小说、戏曲等以自娱。文网松弛为刻书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通俗小说、戏曲等有娱乐功能的书籍被大量刊印,曾被正德皇帝列为禁书的《剪灯夜话》也再次被刊行。
在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全国不少刻书中心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如明代前期各阶段,杭州府的私人刻书均不过十家,而进入嘉靖年间,私人坊刻明显地活跃起来,刻书家数量增加到30家以上,万历时期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更加繁盛,“新的刻书家和刻书机构大量涌现,至少有104家”。在全国刻书业渐趋繁荣之际,建阳坊刻家数在嘉靖、万历时期也增长数倍,达到历史巅峰。
2.经济环境
(1)城市经济兴起
经过明代初期一百多年的发展,明代中期中国的工商业已得到较大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多,繁华程度前所未有。王在《寓圃杂记》记载吴中(今苏州)在明正统、天顺年间仍然“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至成化年间(1465-1487年),“愈益繁盛,檐辐辏,万瓦轮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鼎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嘉靖万历年间,江南市镇迅速崛起,市镇商业化的趋势呈现出爆发性增长态势。据《吴江县志》记载,吴江县在明弘治以前只有三市四镇,万历时增加到十市七镇。江南地区市镇成倍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6世纪初萌芽后快速发展起来,并逐渐从江南向全国蔓延。
(2)儒商阶层的形成
嘉靖、万历之际,人口不断增长,想通过举业入仕的读书人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官员的缺额不补,阻塞了读书人的仕途之路。即使为官,俸禄也极薄,“外任官员月米至多领到三石,少则只有一、二石”。而工商业丰厚的利润吸引着大批未能入仕的饱学之士从商。“弃儒从商”、“弃本逐末”成为时尚,大批士人进入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商业领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传统的影响,便形成一个特殊而庞大的新群体—“儒商”。
知识分子进入商业经济领域带动了江南一带浓郁的文化氛围的形成，使中国也出现了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潮。吴晗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儒商对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影响:“营居室,乐园亭,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养优伶,召妓女,事博弈,蓄姬妆,雅致一点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集团人的兴趣,使文学、美术、工艺、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有了飞跃式的进展。”
(3)富裕市民阶层的扩大
嘉靖中期以后,明皇室宗亲的俸禄畸高,南倭北虏纷争不断,为弥补国库,世宗帝在江、淮等地实施“一条鞭法”,加上官员、豪强的盘剥,百姓视田地为陷阱,争相逃离。这些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转向工商业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张瀚《商贾记》载:“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随着城市经济的兴起,城镇市民和儒商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风气也随着转变,逐利、奢侈、纵欲之风蔓延,封建道德和传统的礼教受到猛烈的冲击。沈朝阳的《皇明嘉隆两朝闻见录》载:“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不为明冠、明服,务为唐巾、晋巾，金玉其相,争诱其饰,扬扬阔里。”
新兴市民阶层不再囿于传统生活方式,他们积极追求人权和个人享乐,小说、戏曲等能充分带来感官享受的娱乐性书籍成为这些市镇新兴阶层的精神寄托。小说的阅读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物美价廉的建本书籍极受下层市民的欢迎。如建阳书坊余邵鱼本的翻刻《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刊本扉页有一方木戳,上写“每部纹价壹两”,比起售价三倍于此的杭州刊本确实很有竞争力。
建阳半数以上书坊以通俗文学为支柱,在内容和版式上迎合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追求。如戏曲刊本大多采用三栏版式,上下两栏为戏曲,中栏则刊刻一些娱乐性与实用性兼备的内容,包括笑话、酒令、散曲、民歌时调、灯谜,甚至刊载风月知识、土产歌等,为商人经商服务,也迎合市民的生活情趣。在日益细分的图书市场中,建阳刻书坊精准地定位于中下层民众,为此不断改革版式、语言,挖掘潜在销售市场,获得了当时中国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