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难的人生里 发现有趣的事：一个理科高材生的文学之路

被誉为“思想者”与“精神骑士”的王小波，是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奖的中国人。高晓松对他十分推崇，认为他在中国的白话文作家里是绝对的第一名，并且甩开第二名老远。冯唐说王小波“是一个奇迹，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

但对王小波来说，他的名字寓意“小小的风波”，是艰难人生的开始。1952年，王小波的父亲因为政治风波，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母亲伤心过度，影响了尚在腹中的王小波，因此他生下来就极为病弱而且严重缺钙。”。

他的前半生，生活的底色是艰难。

1969年，十六岁的他去云南德宏陇川县极为偏僻的弄巴农场当知青，这一当就两年，用还稚嫩的肩膀干起了重活，从开始时割稻动作不协调，到后来他打谷子做得最好，一个人把120多斤的大麻袋从水田里抬出来。生活单调艰苦，身为“坏分子”的他还要接受批斗，在农场托儿所，有一个星期，他每晚和另外三个人蹲在小小的婴儿床里，接受群众的批判。

1973年，他去山东老家插队，每天的任务是把粪用独轮车送到地里，每一车粪有三四百斤，而地在村子二百多米的高处，相当于把这车粪送到八十层楼高的地方，从天亮到早饭前就要运五车。推了几趟，他就满嘴苦汁，两天后，两双布鞋的后跟都坏了，小腿不停打颤。

纵使生活如此辛苦，他用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眼光从中找到独特之处，他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下乡插队的经历成为他写作中最丰富的题材，曾经的苦与乐，成为有趣的注脚，他从中收获所思所想，又从所思所想里收获快乐。

王小波当知青时，沉默寡言不搭理人。他的不爱说话是自小就形成习惯，小学时他在课堂上不爱发言，老师提问让他回答问题，他就用翻白眼来回答老师，所以气极的老师评价他：蔫坏。王小波不觉得自己坏，只承认自己是“蔫人”。

蔫人王小波不仅极为聪明，还是个优秀的理科男。

他记忆力好，能大段背诵文学作品。他只上过六年小学，一年中学，1978年二十六岁参加高考时，离中学生涯已经时隔十二年，所有高考的学科他都没有学过，但他全靠自学，在离考试只有六个月的时间里，复习了所有的理科科目，同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最好的专业——贸易经济系。

数学上他很有天分，做公式推导和数字运算，他快得像闪电；化学课他轻松搞定，老师说的他没有不懂的；美国留学时，他给统计学教授做助教，写出的公式推导够得上博士论文水平；在计算机上，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程序员，自己写要用的软件，从汇编语言和当时新潮的C++软件知识到硬件知识他都会，他还是那段时期较少见的科技博客作者。

而这样一个严谨的理科男，最终走上了文学道路，是因为文学一直是他的真爱，他写小说时得到的乐趣，不是其它的快乐能代替的。

五年级时他的作文被选为范文，全校广播。十六岁时开始尝试写作，当知青的他遇到一个品性很坏的领导干部，他用写小说渲泻情绪，写这个坏领导从尾骨一寸寸地变化，最后成为一条驴。后来读卡夫卡，如遇知音——已经有人用这样的手法写过故事。他们的相似性，使王小波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

他四十五年的人生极为丰富，当过知青，插过队，做过工人，上了名牌大学，出国学习与游历，成为大学的讲师……独特的人生经历养成了他清晰的思维，成为他最后选择的辅垫，时光兜兜转转，他终于还是回到文学之路，成为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

《沉默的大多数》是他收得最全的一本杂文随笔集，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是在他去世前二十二天完成，他在杂文里传递出一种主题，那就是智慧、理性和独立思考的美好。书中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自由主义精神，让这本书成为一本极为有趣值得一读的书，就如青年评论家黄平所评价“戏谑美学，一代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