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件小事》看理性表象下精致利己主义：因利己而失去心的温度

《一件小事》是鲁迅的一篇文章，许多人说这篇文章是鲁迅在借文中“我”之知识分子身份，与拉车人之“劳动者”的身份进行对比，以此反映出鲁迅对劳动人民美好品质的赞美。赞美之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单单仅表示对劳动者的赞美，这篇文章就有些个略显“单薄”了。若换个角度出发，从文中“我”的反思来看，我们可能更能发掘文章的“厚度”。

通过细细品读文章，我们大抵可以看出文中“我”理性表现下呼之欲出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让“我”在车夫面前有些渺小，在被撞的女人面前有些个冷漠。文中，与帮助女人之车夫理性和温度并存的做法比起来，“我”的理性外壳便显得有些个可笑。在这样的对比下，连同“我”的内心，都变得“微小”起来。曾几何时，“理性”开始沦为修饰利己内在的外壳，而人自己却不自知？我想，这大概便是鲁迅想让我们思考的问题了。

1、一场车祸中冰冷的“我”与有温度的车夫

《一件小事》这篇文章围绕着一个被车撞的老女人展开，以第一人称视角，刻画出了表面上看似理性实则利己的“我”之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形象。并通过车夫“有温度”的行为，以“我”的自惭形秽，突出“我”在理性外壳下的利己主义，鲁迅这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我反省”的方式，引发读者思考，颇有些意味深长。

故事中的“我”，属于一个饱读诗书的“坐车人”，而故事中的拉车人，从其以拉车为生，大抵就能推理出“我”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家境上，都比“拉车人”优越太多。明明饱读诗书，目睹了许多所谓国家大事，见过更多世面的“我”，可能在处理事情上显得更加妥帖一些。但是，面对被撞的老女人，“我”要车夫不要管，至于“不要管”的原因，从文中来看，大抵是怕遇上讹诈误了“我”的事。但车夫并不听“我”的，反而冒着讹诈的危险去帮助被撞的女人，这一做法让“我”诧异。至于“诧异”的原因，大抵是“车夫帮一个可能讹诈自己的老女人”这一行为，在“我”看来十分不理智。但是当我看到车夫将女人扶到“巡警分驻所”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十分渺小。

那么问题来了，首先，“我”对老女人摔倒一事选择漠视，是因为理性告诉“我”她可能讹诈？或者换种问法，“我”对老女人的冷漠，是因为“我”的理性？看上去是，实则不是，“我”的冷漠实则是因为“利己”。其次，明明很有可能是讹诈，车夫还是选择帮助老女人，车夫不理性吗？看上去“不理性”，实则十分理性，而且还很有温度。为什么这么说？请继续往下看。

2、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理性公正的外壳，卑微利己的内在

在车夫有温度的“理性”下，文中的“我”宛然成了一个拥有理性公正外壳而卑微又利己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车夫“有温度”的理性。

（1）车夫伴有温度的理性让“我”自惭形秽

文中，“我”怀疑老女人讹诈并非没有理由。老女人因衣服没扣好而刮蹭到车夫的车，继而摔倒，“我”因为目睹全程，所以判断责任在老女人而不在车夫，于是要车夫别管女人。但车夫却并不理“我”，一开始“我”有些诧异，直到“我”发现车夫扶着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时，“我”便开始自惭形秽。

为何“我”会自惭形秽？有两点原因，首先“我”因车夫不顾被“讹诈”的风险而感到诧异，而诧异的原因不难分析，大抵是因为“我”觉得车夫这么做不够“理性”。明明错不在己，而且很可能会被老女人讹诈，为什么还要去帮助她，这不是感情用事且耽误事吗？但是很明显，车夫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感情用事”。车夫将“女人”扶进了“巡警分驻所”，这就说明车夫并非没有考虑到被讹诈的可能。进一步推理，也就是说，即便考虑到被讹诈的可能，车夫还是选择要帮助女人。这便是车夫与“我”的不同之处，也是最让“我”自惭形秽的地方。

本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的车夫选择将女人扶到裁决“罪恶”的“巡警分驻所”来寻求帮助。若是女人讹诈，断然是不愿去“巡警分驻所”的，哪个讹诈的人敢自动往警察那里跑呢？若是女人真摔坏了，那么去“巡警分驻所”也能得到更好的帮助。所以，车夫不仅没有感情用事，而且十分理性，考虑问题亦十分周到。

其次，文中“我”仅仅只在乎女人摔跤的责任不在车夫，以及车夫因这个“车祸”会耽误自己行程这两点，而并未在意到女人是否“摔坏了”。但是车夫的关注点则在于女人是否被摔坏了，是否需要帮助。由此可见，与文中“我”不同，车夫并非想着自己，而是在理性的指导下，用温暖的内心关爱他人。车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心”，则是文中戳破“我”理性外壳，让利己而渺小的“我”暴露在空气中的“利剑”，让“我”一下看清了车夫有温度的理性，也辨清了自己利己而卑微的内在，这怎么不让“我”自惭形秽呢？

（2）“我”：理性公正的外壳，卑微利己的内在

在理性且温暖的车夫面前，“我”的行为显得有些可笑和卑微，相较之下。“我”的人格显得十分“小”。而这种自惭形秽的情绪，从文中“我”目送车夫扶老女人进“巡警分驻所”的一段心理描写中，尤为突出。

文中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这时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背，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文中的“我”因为目睹“车祸”全过程，“我”从车祸之起因，即老女人没扣好衣服刮到了车，来分析老女人摔倒的结果，责任显然在女人的衣服，不在车夫，于是我叫车夫不要管，以免被讹上，省得也耽误了自己的行程。基于“我”叫车夫不要理老女人的动机来看，“我”的反应似乎没有什么不合理。自己的纽扣敞开给刮倒了，难道还得让车夫赔？但是，“我”的“利己”与“冷漠”，将“我”的目光局限在了“责任不在车夫”以及“摊上讹诈会耽误自己时间”这两个“点”上。由此，文中“我”的利己思维便呼之欲出了。

“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大抵还是从自身出发的，“我”似乎只在乎车夫如果被讹上会耽误“我”的时间，而并不在意确确实实摔在地上的老女人是不是真的“摔到”了。由此可见，“我”用自己看似理性的分析，给了自己“忽略他人，成全自己”之合情合理的理由。

如果没有车夫暖心行为的对比，“我”大抵可能还没有发现自己理性表象下的利己。真正的“理性”，从来不该是从自身立场下出发的。为利益权衡而服务的“理性”，早已沦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替自己开脱的“工具”，哪里还有代表“理性”之“公正”可言呢？

拥有真正“理性”的人，考虑问题不会从自己立场出发，不会不自觉去维护自己，亦如车夫一般。车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并非自己，他首先考虑的是老女人的安危，但他也知道这可能是讹诈，可即便有讹诈的可能，女人也有伤到的可能。一面是他人安危，一面是自己利益，车夫在“两难”中做出了漂亮选择，他以将老女人扶到“巡警分驻所”来解决事情，一来，他可以规避讹诈可能，二来，女人也能得到帮助。为何文中“我”没能想到车夫的办法？因为我优先甚至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文中“我”那浮于表面的“理性”哪里是“理性”，不过是自己精致利己主义的“掩护”罢了，这种“掩护”，甚至成功“骗”过了自己。人总会不自觉去“利己”，有时候还真不是因为自己冷漠自私，而仅仅只是缺乏将心比心之“客观”而已，误把自己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看成了“理性”，殊不知“自己的立场”是让人抱有客观“理性”绝对要剔除的东西。真正的“理性”，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下的所谓因果分析，又何谈冷漠一说？

而文中的“我”，空有理性的外表，嘴里的理性分析不过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外衣罢了。比起“老女人”的安危，“我”更在乎自己的行程会不会耽误。于是，“我”用“她是因自己衣服没扣好而摔倒”这个看似理性的分析结果说服自己不要管她，这实则表现了“我”的“利己”和“冷漠”，这种“利己”，在车夫的反衬下，让“我”显得十分渺小并感到无地自容。

3、理性不会让人的内心失去温度，让人内心失去温度的，是理性外壳下的利己

诚然，《一件小事》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对劳动人民身上善良和担当的夸赞，但是细细思量，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也是在告诉我们，让我们内心失去温度的，不是客观分析下的理性，而是利己。而所谓“理性”，若是自己立场下的衍生物，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说，许多时候不过是让自己的利己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的“说辞”罢了。也就是说，理性从来不会让人的内心失去温度，让人内心失去温度的，是理性外壳下的利己罢了。而让人感到颇有些悲哀的是，用“理性”粉饰自己的利己，让自己的利己变得合情合理的利己主义者自身，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原来，自己一直在用理性做借口“安慰”自己。

要知道，理性总是带着“公平”的情感倾向的，所谓的公平，肯定不能是从自己立场出发所建立的“公平”，因为人总是不自觉维护自己的，所以从自己立场上出发的“理性”便不成立，这样的“理性”何来客观、公平而言？从对方立场出发，继而整体考虑事件全貌，往往能让我们考虑到对方的处境，继而作出更加客观、合理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这种从对方立场出发的“理性”，不会让我们因“利己”而失去内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