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 广泛地吸取中国文化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广泛地吸取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自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大陆移民经朝鲜传入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至日本,传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向皇太子冤道稚郎子进行汉字和儒学的启蒙教育。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478年,雄略天皇致南朝宋顺帝的奏文,就是一篇很好的汉文作品。大约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学会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比如,要表达“明天见吧”这句话,就要写成“安寸安波武”。从此日本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记事作文,表达思想,对发展民族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日本人信仰神道教,神道教是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认为日月风雷,山石湖海以及其他许多动植物都有神灵。祖先崇拜在宗教信仰中也占重要地位,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祖神。大和国家统一后,皇室力图把自己的祖神天照大神说成是君临诸神之上的主神,但这一企图不为其他氏族所接受。大约在五六世纪,佛教也从大陆传入日本。佛教主张忍耐、顺从,并且兼容懦家的忠孝思想,很适合日本统治阶级的需要。佛教又是外来宗教,不受氏族界限的影响,特别是佛教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因此,佛教一传到日本就得到贵族的积极文持,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广泛流行,对于吸取和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通过大陆移民的传播。圣德太子时期(593一627年)一改从前间接学习中国文化的做法,直接向隋朝派遣使者、留学生和求法僧,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文化。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蒲渊诱安和僧妥等人都在中国留居二、三十年,归国后对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动大化革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圣德太子也大力提侣佛教,建立四天王寺,崇尚佛法,从此佛教大盛。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继续大力吸收中国文化。自630年至894年间,派遣唐使十几次,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积极吸取唐代文化精华,回国后不仅在太学教授三史、五经、明刑、算术、音韵、书法等科目,并且给孝谦夭皇讲解礼记、汉书。他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楷书字母—片假名。后来留学僧空海又
模仿汉字草体创造了草书字母—平假名。阿倍仲麻吕十九岁人唐留学,改名晃衡,毕生致力于学习中国文化,直至七十三岁化为唐土。他情通文学,擅长诗歌,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是知己好友。他的诗作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深厚情感。中国人民十分器重阿倍,他在唐朝任职,官至从三品,死后蹭从二品,潞州大都督。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做官的历史上所罕见的。与大批日本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人到日本去传播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八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险,到了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建立佛教律宗,还在建筑、雕刻、美术、书法、文学和医药等方面,把唐代的灿烂文化带到了日本。
由于日本积极吸取中国先进文化,为日本的文化发展莫定了基础。因此出现了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文化高潮。奈良时代(710一789年),日本仿照唐代贵族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教授经学、律令、音韵、文学,谷法和算术等科目。贵族一般都通晓汉文和汉诗。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就是日本贵族阶级文学作品的代表。八世纪初编成的《万叶集》是用汉字作音符写成的日本诗歌(和歌)集,其中不仅
有贵族、僧侣,而且有农民和士兵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在八世纪初编成的。到平安时代(794一1185年)又陆续编成《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木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布六国史》。佛教在奈良时代获得很大发展,743年在首都奈良建东大寺,地方各国建国分寺。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绘画和工艺等都有了新的发展。东大寺和圣德太子建立的法隆寺集中代表了佛教艺术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