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 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许多文学史家都认为：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诗歌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样式。这种观点在中国不仅极为流行，而且向无异议。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著述，凡谈及这一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守着这条法则式的成说，它似乎成为一条不可移易的定规和难以逾越的怪圈。建国后出版的影响甚大、流传颇广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也都笃信不疑地贯彻着这种观点。例如，游国恩等五教授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
该书在三章一节谈及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时，还重申了“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由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称：“原始社会的诗歌是人类文字最早的样式”；宁大年主编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中国文学史》谓“劳动歌谣是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散文是实用性最强的文学样式，产生于文学发明之后”。
王文生主编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中国文学史》则反复强调“在原始社会里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在诸多文学样式起源的历史中，诗歌产生最早”、“文学艺术的起源以诗歌为先，而散文的产生较诗歌为晚”、“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的产生则必是在既有文字之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亦云：“在文学部门里，歌谣产生最早，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歌谣”……诸如此类，递相祖述，不胜枚举。在这些著述中，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连语言亦极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诗、文发生先后问题上，着笔十分谨慎，抑或有意避开，故无明确说明诗歌早于散文的字样。但在章节安排和行文中依然体现了这种观点。其封建社会以前文学的首章首节《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起源》突出了“口头歌谣”，而在第二章《书写文学的萌芽和散文的开端》将《尚书》作为第一部散文集，给读者留下的整体印象依然是诗歌早于散文，诗的始源形态是口头创作，而散文则必须是在有了文字之后方能出现。
另外，诗歌早于散文，或者说散文晚于诗歌，这种观点在一些普及性的著述中亦颇为流行。诸如吴调公教授《文学分类的基本常识》说“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体”、赵润峰《文学知识大观》说诗歌“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出现最早”、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的《中华文化百科全书》第十册说“最初之文学为诗歌”等等，无一不立足于散文的产生晚于诗。
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如此普遍地见之于众多的著述中，为许多文学史家和学者所接受、沿袭并广为传播，其科学性，正确性似乎不容置疑，然而，当我们不囿于成说而重新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予以冷静、客观、历史、逻辑地深入思索，并返视这一观点时，则又不能不产生疑问。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莫·卡冈在其《艺术形态学》一书中即曾指出：
诗歌早于散文是一件确凿不移的历史事实。不过这好像是奇怪的和不足信的，因为原始人像我和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用散文讲话；他怎么会为了艺术认识的目的，舍弃对这种散文语言的简单的、似乎是如此自然的运用，而开始编制比散文语言结构复杂得多的诗歌语言结构呢？
可惜卡冈只是提出了怀疑而未能进一步深究并展开论述，但这已经足可引起学人的反思！
“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称“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这种粗看似乎有理而细想并非科学的论断，实际上是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违反逻辑常识，欠缺客观、公正、严密和准确。约而言之，其误有三：一是混淆了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的界限；二是忽略了散文口头创作的始源形态；三是衡鉴诗歌、散文发生的标准不统一，谈诗以口头创作为据，说文则转以文字创作为准。
散文和诗歌均隶属于文学。文学“就是人类的言语”，是人类语言的艺术。它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发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自从人类有了语言，也就开始有了文学，所谓“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的观点，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文学的产生并不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
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当然只能是口头创作的文学、口耳相传的文学。黑格尔称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为“前艺术”，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始源形态”。人类自有文字之后，便有了书面语言。伴随着语言之口头与书面的区分，文学则有了口头与文本的分别。
探讨文学的发生，探讨文学各类文体的始源，必然使用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前提条件，时代的统一性与表现形态的统一性尤其重要。或用逻辑的方法追溯“前艺术”时期的情形，或用历史的方法依据传世之文本考辨其先后。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探讨诗歌的产生是从口头创作时期寻找源头，研究散文的产生则转而依据文字产生之后的文本资料，故其结论必然错误。
苏联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在他的《文学原理》第十章《文学的体裁》中，曾批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首章《远古诗歌的混合性和文学各类分化的开始》，“只把有韵律的口头歌谣作品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和作结论的根据，故意不提所有古代的口头散文作品”，“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与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使用的方法正是同一套路数。
毫无疑问，研究文学样式的起源，必须追溯到文学艺术发展的原始时期，必须从人类先民的口头创作起步，从人类语言的诞生开始，而不应以文字的出现为依据。鲁迅指出：“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
这段众所周知的文字，常常被用来阐述诗歌的产生。其实，鲁迅在这里谈的乃是口头创作，是文学的产生，而并非单指诗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灵活运用《吕氏春秋·谣词》与《淮南子·道应训》里的材料，将人类语言的产生与文学的发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以文字的产生为限。其基本观点，我们可称之为“口头发表”说。马克思在谈到人类语言的产生时曾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这就是说，人类语言的产生是基于人类交往、意识交流的需要。由于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由简单渐趋复杂，语言也不能例外，则知最初的语言是极其简单的、质直的、自然的、实用的，这些因素，大都为后来的文字散文所保留。
按照鲁迅先生的“口头发表”说，人类初祖在相互交流意识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的发表，那么，这些语言便可视作散文的始源形态。美国学者弗朗兹·博厄斯指出：“原始散文是口头表达的艺术”，是亦将散文的产生追溯到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时期。弗朗兹还进而指出：“原始的散文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叙述的，另一种是宣讲性质的”。这种类分的科学性或可商榷，而大体接近事理，合于逻辑。
要之，没有文字之前，便有“口头文学”。而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具体交际中，无论是协调动作、交流思想，还是讲说故事、描述事物，都是使用质朴、自然、简单、浅化、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便是“口头散文”，这便是散文的始源形态。可以断定，这种散文始源形态的出现，是绝不会晚于口头创作的诗歌。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恰恰忽略了这种散文的始源形态，将散文的产生推至文字出现以后，故其结论必然难以令人信服。
即便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就今存传世文本而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收入的作品“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最早的作品是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时期的作品，而中国的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记载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上古文献，其最早的作品虞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较《诗经》中最早的作品早了近千年。可见，“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在文本研究中也是难以成立的。有学者指出：“在美国文学中，散文作为语言传达信息的基本媒介，是最早亦最广泛使用的形式”。其实，这种情形又何止美国文学独然！
显然，由于文学发生初始阶段口头创作的特殊性，我们现在已无法通过历史实证的途径去研究文学始源形态各类文体的发生情形，但是，我们却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予以探讨。我们无需将“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变而为“诗歌的产生晚于散文”论，但我们必须指出“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的不科学性，必须纠正直到目前为止仍在学界广为传播的讹误，至少让学人知道：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歌，散文与诗歌一样，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之一。
至于“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为什么一定要把文字的出现作为散文发生的首要条件，也是一个必须搞清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大约与其对“散文”概念字面的理解不无关系。在中国古代，人们多将“散文”与“骈文”对举，作为两种文体形式的概念，主要概括并区分了两类语句结构表现形态，前者是散行单句的文字，后者是对偶成双的句子。
于是，“散文”之“文”便被理解成“文字”之“文”，而“散文的产生则必定在既有文字之后”说的出现，便不足为奇。其实，“散文”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它具有多层性的特点，当与“骈文”相对应时，上面的理解并不为错，且学界向有释“文”为“文字”者，如清人章炳麟即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
这种文本文学观自成一家言。然而，作为文体概念的“散文”与诗歌对举时，因其具有广义性，“散文”之“文”就不能单独理解成为“文字”之“文”了，口头文学中的散文就不存在有无文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