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写作的现实维度——兼论两部长篇小说

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著名文艺理论家鲁甲 枢元就敏锐地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最大的一次转向莫过于文学创作的“向内转”①。这个重要的判断，也成为一个准确的预言。由“向内转”以及由此而逐渐兴起的“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应运而生。由于作家们的自觉转向、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涌入和各种全新的市场经济观念的推波助澜，于是乎，“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 、情绪的个体化 、描述的意象化 、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成为一时创作之潮流，风靡文坛，至今长盛不衰。中国文学创作的“向内转”，是新时期文艺界对长期以来政治话语霸权一统天下第一次重大突围，是对长期以来文学严重的附属性、工具性、功利性的一次“集体叛离”，也是作家们的一次自我解放。文学创作的“向内转”，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更加关注人的个体存在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既彰显了不同作家的不同追求和创作个性，开辟了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从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纵深发展。

不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一旦“个人化写作”、“私语化写作”的倾向走向了极端，把现实统统从文学中间剥离开去，仅仅把文学当做“展个性”、“秀自我”的舞台，甚至沉溺于“形式的狂欢”，直到“娱乐至死”⑦，缺乏对现实的剖析、反讽和批判，那么文学无疑是作茧自缚，走进了窄胡同。任何一种写作模式都不是非历史的存在，而是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生成意义。离开了现实生活，文学创作也就失去了外在的动力和厚重感，出现了“贫血症”，难以经得住长时间的历史考验。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的疏离，对身边琐事和个人内心体验的迷恋，导致了作家们生活库存的掏空，以至出现了江郎才尽的征兆。当前不少作家总是抱怨自己的生活经验已经被严重“透支”了，玩不出新花样，找不到新感觉，只好“新瓶装旧酒”，要么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上绕来绕去，要么在一些情节上胡乱编造或只能制造一些“杯水风波”。当这样的“产品”(作品)流到“消费者”(读者)手中，开始时或许能给人带来一些惊喜和新的感受，但渐渐地也就让人感到了审美疲劳，甚至味同嚼蜡1 20世纪 80年代初，来自捷克布拉格的卡夫卡曾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强烈的文学风暴，他以其超乎想象的荒诞、别开生面的手法引得无数中国作家“竞折腰”很多人都大发感慨：“为什么布拉格会产生卡夫卡?”很多年之后，诗人北岛和作家余华亲临了卡夫卡的故乡布拉格，也想窥探一下这块弹丸之地为何如此神奇，出产了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起初他们也不得其解，但经历了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的荒谬之后，他们终于得出了答案——正是布拉格荒谬的生活土壤，孕育了卡夫卡这样的天才!任何文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某种现实的土壤或传统之中。如果作家们的创作不能面向现实世界的广阔性与丰富性，不能从简单的个人体验介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体验，不能撬动普罗大众的心灵共鸣点，相反却一味沉湎于个人琐俗的、完全私有的生活，摆出一副无病呻吟的模样，将是文学及作家的双重悲哀。正如著名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言：“尽管文学的艺术形式可以花样迭出，但若少了真实的色彩，文学将变成一场语言的游戏……每一部成功小说的人物都与我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③因此，相对于那些唠唠叨叨的梦呓般的“私语化”作品，我们更期待那些能够透过个人命运而很好地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深刻反映出时代情感的厚重之作。

有感于“私语化”创作的泛滥，我们为广西河池两位偏居一隅的作家分别创作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也就感到了一丝由衷的欣喜。一部是任君的《铁血祭》(人民文学出版 2008年 12月出版)；一部是班源泽的《市长秘书马苦龙》(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 12月出版)。两人也一举联手终结了河池本土作家(已迁居外地的作家不在此列)多年没有长篇小说在国家级出版社亮相的历史 ，又为“桂西北作家群”注入了新的活力。《铁血祭》是一部历史小说，主要以民族英雄冯子材麾下战将、著名武术家、黄花岗烈士李德山为主人公贯穿全书，以人带史，再现了晚清那段波澜壮阔、浴血搏杀的历史风云。《市长秘书马苦龙》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以一个虚构的地级市——石山市为故事背景，“颇具大众消遣趣味” 地通过秘书马苦龙一段段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当今秘书群体的生活与思想状况，真实地披露了秘书群体中鲜为人知的一些幕后故事。 两位作者并没有囿于主人公个人情感的悲欢离合及人生事业的潮起潮落，而是透过个人命运的沉浮，展现了“他们时代”的温情和潮汛，从而达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有机融合。《铁血祭》通过刻画以李德山为代表的众多英豪(如黄兴、蔡锷、卢焘、黄岱、刘古香等)，牵出了晚清政治风云、官场腐败与党人革命，牵出了十万会党兵围玉林的历史，柳州兵变的诡谲，激战四十八峒的恢宏，五十二峒兵败的惨烈，黄花岗之役的悲壮 ，还牵出了革命志士的儿女情长与生死之恋，视野开阔而显得荡气回肠。《市长秘书马苦龙》则通过马苦龙、韩天、徐泓、赵盛等领导秘书的不同命运历程，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夹缝中游走与挣扎的情景，深刻展示了新时期整个社会剧烈的变革以及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各种不同的观念激荡交锋，各种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性在异化与坚守之间观望徘徊，让人颇感沉重并引发深思。 在社会处在变革与转型时期的当下，文学应置于何种位置，应当如何面对现实，是作家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认为，文学创作只有适当加强现实的维度，才能进一步确立文学存在的价值。当然，直接介入当下社会问题及社会潮流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它们与现实之间所确立的意义关系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文学作品同现实的关系，其实是门学问。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自己遭遇的现实写到作品当中?在多大程度上写的现实是另外一种现实，而不是作家本人经历的?这些都需要作家去思考。”④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应忠实于生活，但忠实于生活不等于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摹写和翻版，而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说中的现实不等同于社会中的现实。从这个角度上看，《市长秘书马苦龙》虽然注重了现实，但对一些现实材料和事件的处理还显得过于粗糙，“摹写”的痕迹比较明显，缺乏必要的艺术上的虚构与想象。二是作者曾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小说中也过多地留下了自己的影子。一部成功的作品 ，作者应该把自己感受过的现实生活或者自己某一历史时段的看法再现于作品中，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验，而不是把自己的感受、态度直接告诉读者，否则往往适得其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享受。 写历史小说，也不能拘泥于历史中的现实 ，而应该有所发挥 ，应具有基于历史事实的虚构和想象。任君具有“讲史”的底蕴和才华，但《铁血祭》对历史的“尊重”胜过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因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在正确处理好文学与现实之关系方面，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有过经典的论述：“入乎其内，固能写之；出乎其外，固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该是既深入生活又要保持俯瞰高度，既能跟踪时代嬗变又能“出乎其外”，从而保持独立清醒的时代审视。在这方面，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堪称典范，它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 、哲学性 、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生的高度统一。

诚然，在已经步入“后现代”的今天，谈所谓的“文学与现实”或“现实主义文学”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观念也显得落伍，甚至还有点费力不讨好。但我们坚信，现实性之于文学写作的重要性，在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消减的。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性，可以让我们深刻领悟到，无论是重大的社会变迁，还是强烈的精神震撼，都“不是抽象深奥、苍白无血的社会潮流，而是对个体生活、个体与周遭的一切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社会巨变”⑤。正因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像韦勒克这样的学术大师尽管对现实性文学责难甚多，甚至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但他并没有否定文学的现实性维度的重要性，而且还认为“艺术避免不了与社会现实打交道 ，无论如何艺术都是当下现实的一种反应，无论我们如何缩小现实的意义或者强调艺术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创造的能力”⑥。 概而言之，文学与现实是一种血溶于水的关系，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多年前，病重之中的鲁迅虽不能走出病房，但半夜醒来，他依然还是让爱妻许广平打开电灯，说要出去“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因为他认为外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⑦。其实，正是这样一些小细节，透露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职业习性，也透露了他对外在世界的牵心。同鲁迅先生相比，当前我们的很多作家都习惯于待在密室里，习惯于当SOHO一族，习惯于闭门造车，把自己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即便是偶有回乡，大多也是“省亲”式的荣归故里。如此“高端写作”，怎么可能触及厚重的生活现实?怎么可能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处?因此，作家们应该多出去体验一下个人圈子之外的生活，走进“无穷的远方”，融入广阔的社会生活，积累丰富的素材，并且让这些素材“回炉”到个人的生命感觉中，使作品真正达到表现的真切与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