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铚文人琴家与古琴孤清高洁的文化品格
东汉至魏晋时期，相、铚二地（今属安徽省淮北市）先后出现了桓谭、嵇康和戴逵三位著名文人琴家。这三位既博学多才，又特立独行，并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追求，在他们身上，“独立不惧”成为突出的人格特征，成为相铚文人琴家一脉相承的地域文化特色，奠定了古琴孤清高洁的文化品格。
桓谭，沛国相人，“好音律，善鼓琴”，著有《新论·琴道》。他坚定独立、不媚世俗，旗帜鲜明地反对谶纬迷信。《后汉书》载“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桓谭的自守、默然，体现出一代“儒宗”的品行操守。钱钟书评价桓谭“识超行辈”，在风云际会的两汉之阿不仅天下之士纷纷献符命以求荣，就连西汉皇族后裔刘歆也用“谶讳”学说附会王莽新朝，一代大儒扬雄效禅书》作《剧秦美新》。
唯桓谭独自坚守，坚决反对谶纬神学，并振聋发聩地提出无神论观点，体现出“识超行辈”的远见卓识和“独立不惧”的人格特征。光武帝一朝，桓谭在光武“信谶，多以决定嫌疑”的情况下，上疏直言“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惹光武帝不悦。又在光武帝当面问“吾欲谶决之，何如？”时，明知不顺从的回答会触怒龙颜，依然选择“默然良久臣不读谶’，并“极言谶之非经”，触怒光武帝，被迁六安郡丞，不幸病卒于途中。
在桓谭身上体现出坚守底线、不畏权贵的独立精神桓谭之后的铚人嵇康“有奇才，远迈不群”，著有《声无哀乐论》、《琴赋》和琴曲《嵇氏四弄》，因特立独行，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嵇康之死，对中国历史及思想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尤其在两晋，对于嵇康之怀念心祭竟成为当时重要文化现象，成为一大批知名人个难以化解的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说，嵇康代表了中国思想史上最“独立不惧”的理想人格，达到了中国古代“士”风范的最高境界。对于嵇康的命运悲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归结于性格原因：《晋书》载时人孙登言“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高僧传》中言“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
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颜氏家训》认为“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将嵇康之死归因于性烈俊迈之气和不世俗的精神追求；另一种归结于政治原因：《石林诗话》载“康乃魏宗室女婿，审如此，虽不忤钟会，亦安能免死邪！”认为嵇康之死是与曹魏联姻的政治必然：鲁迅也认为“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在嵇康之死问题上，当然不能否认与当世政治局势和自身性格有很大关系汉晋之际波谲云诡的政局对士人心态造成了巨大影响，“竹林七贤始之音”等群体的出现，无一不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但政治的原因是否最主要的？传统考察多以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考量为主，的确，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脱离开具体的政治历史背景谈文人命运和士人心态，基本上是无根游谈，但这种历史背景可以放到同时代很多人物身上，而嵇康不同于同时代任何一个文人，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为异常激进决绝。在血雨腥风的时局之下，即便不愿和光同尘，也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但他不顾切地写下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锋芒毕露的文章，嵇康这种峻切执拗、独立不惧的性格特征，与桓谭隔世呼应，是相铚文人琴家独立不惧品格操守的直接显现。嵇康潇洒从容赴刑场临刑前索琴奏《广陵散》的泰然风神，超越了般意义上的生死，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也使古琴超越了一般乐器的音质特色，具备了孤清高洁的品格特征。
从桓谭不惧死非谶到嵇康慷慨赴刑，体现出相铚文人琴家的凛然风骨。桓谭在中国文化史上首创“琴道”，称“八音广博，琴德最优”（《新论·琴道》）。嵇康深而化之，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琴赋》），成为古琴发展史上的不移之论，并由此奠定了古琴与众不同的文化品格世论琴，多称其不肯俯首娱人、不与众和，这种品格的形成，正是从东汉桓谭时起，将琴的地位由形而下的“器”上升为形而上的“道”，并浸润了不畏世俗、独立自守的文人风骨，至嵇康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风神演绎为不畏生死血染刑场，泰然自若奏绝响，从而用气血生命和凛然风骨浇铸出古琴遗世独立的特质不仅桓谭、嵇康，东晋时铚人戴逵，也用“摔琴”行为诠释了相铚文人琴家不畏权贵的傲岸品格。戴逵，字安道，博学多才，《晋书》载其“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
戴逵终生不仕“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在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因其善鼓琴派人征召时，当着使者的面将琴摔碎，并言“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相铚文人琴家独立不惧的凛然风骨，在戴逵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其“摔琴”行为亦成为琴史上的佳话，更加深化了古琴孤傲自持、不媚世俗的高贵品格。时人谢玄、王珣等分别上疏赞其“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可见戴逵守操笃志之风。《世说新语·雅量》篇载谢安亲见戴逵，避而不谈经国之大事，而与之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
戴逵在晋宰相见宾客先谈政事，见伶人乐工才谈技艺的礼俗之下，不仅毫无不悦之色，所论还愈发精妙，其不卑不亢之态，深为谢安所赏识。戴逵之子戴勃、戴颙亦善琴，父子三人均以隐逸显名，被称为“一门隐遁，高声振于晋、宋”桓谭、嵇康到戴逵，相铚文人琴家身上独立不惧、凛然难犯的风骨一脉相承，都超越了时代局限性，成为文人琴家所特有的精神境界，也成为纵跨近四百年的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从横向上来看，桓谭的时代几乎仅其人不言谶；嵇康的时代，其兄嵇喜、其子嵇绍均依附司马氏：戴逵之同胞兄弟戴逯以武功官至大司农，二者的不同人生选择被时人感叹“何其太殊”。
桓谭、嵇康和戴逵三人，都不同于同时代的同宗人选择，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表现出强烈的斗争性，宁折不弯、临危不惧。并且，三人个性张扬的程度随时代依次递进，桓谭以言非谶，嵇康以文明志，戴逵则当面摔琴，都体现出“士”之骨和“士”之气。究其原因，单以巧合论显然难以说通。当三人共同的地域归属、共同的文人琴家身份被联系到一起时，汉晋时期相铚文人琴家身上独立不惧的品格，以及由此所铸就的古琴卓尔不群、清高孤傲的文化属性便横见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