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关村》点燃今冬荧屏 其总撰稿的四字工作原则很有分量

从“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到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讲述的中关村创业先驱者故事点燃今冬荧屏。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肖彧是一名新闻老兵，在央视新闻中心工作了15年的肖彧曾为朱日和阅兵、南海阅兵做总撰稿，也曾给十八大、十九大开幕式做专题片总撰稿。肖彧大学学的专业是中文，但在他心中，现在自己的专业其实就是“表达”。他告诉记者，表达其实应该是一种专业，自己在媒体工作二十余年，如果只保留一条专业原则，那就是“陈言务去”。

对谈记者：邱伟

对谈嘉宾：肖彧（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总撰稿）

肖彧

从英雄造时势到时势造英雄

记者：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关村园区成立30周年，面对这样一个宏大主题，纪录片《中关村》是通过怎样的视角来切入？

肖彧：中关村一个特点是有很多鲜活的人物，科学家、商人、企业家，他们代表了中国社会比较现代的一面，而且是走在中国现代化潮流最前面的人，这批人非常有魅力。我觉得这部片子既能梳理国家发展的脉络，又能关注这些人的命运，有宏观，有微观，有点有面，比较有意思。

中关村那些人物，陈春先、柳传志、张朝阳、李彦宏、雷军，你原来是通过公开信息才能知道一些故事，知道这些故事后，事先对他有一个人设，但是编导去采访后发现，当你真正面对那个人的时候会有新的启示，跟你在书上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这个东西对创作本身而言，一方面让你有兴趣、有冲动去把它做好。另一方面，本身也是一种收获，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

记者：像《中关村——变革的力量》这样的题材，和以往的一些主旋律作品、成就报道有什么样的区别？

肖彧：我个人一直主张不管什么题材撰稿都不要说套话，尽量把它表达鲜活。有时候某种题材有某种表达方式，确实是因为那个任务决定的。中关村这个不一样，我们在撰稿的时候，觉得既然它是表现现代化领域，表现中国最前沿领域的东西，用网络语言表达可以幽默一些，不要那么墨守成规。关于中关村，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像电视这样面向大众的，以解读、揭秘、讲故事的方式，给老百姓讲清楚中关村到底怎么回事，中关村的定位是怎么来的，大部分观众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片子的重要贡献就是，把中关村的既往成果翻译成电视的语言讲出来。

《中关村》这个片子，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关村的通史，也不是一个断代史，它就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抓出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的事件，把这个故事讲完，你大致知道中关村经过了几个阶段，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中关村的发展脉络，又表现为人物的命运，从早期的陈春先到后来的柳传志，再到接下来的门户网站时代、移动互联时代，最后到了现在的智能时代。

记者：根据人物的命运来表现中关村的发展脉络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要特点？

肖彧：纪录片的第一集、第二集，都能够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就把这个时代说清楚。像第一集的陈春先，就是那种慢慢的思想解放，把局面打开。到第二集讲柳传志的故事，也基本能把当时的时代特征说清楚，他身上突破体制的特征特别明显。所以第一集叫《春江水暖谁先知》，第二集是《此志须向变革传》，把陈春先、柳传志的名字嵌进去了，他们是先吃螃蟹的人。

柳传志接受节目采访

而从第三集开始，你就发现很难这么做了，为什么呢？当小河变成大激流的时候，很难说哪条船能代表这个时代，这是百舸争流、千帆并进，每集里都有好几个人物。等到了最后一集，则是群像。这时，中关村的外延越来越宽，越来越没有边界。

一两个人能够代表中关村的时候，说明它还不成功，它还是小河、小支流，到了万流澎湃、激情飞扬、百川归海的时候，恰恰很难给它一张画像，最后我们只能通过群像把那个气象勾勒出来，这时候其实是非常欣慰的，就是国家终于变得很强大，从中也能看出这种转化感、这种变革力量。

纪录片刚开始是以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为纽带来讲这件事情，后来是以科技发展的需求，商品潮流、资本潮流，来呼唤这样的人物出现，所以说前面是英雄造时势，后面越来越像时势造英雄。从这两种逻辑的变化，恰恰说明我们改革开放逐渐深化。

改革开放深化以后，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到这个程度以后，你就发现越来越难出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了。

只有好表达和坏表达的区别

记者：你操作了那么多大项目，讲讲创作体会？

肖彧：我的大学专业是中文，1996年毕业后一直在媒体，两年兰州广播电视报，四年甘肃电视台，2003年起一直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但我现在认为自己的专业是“表达”，没有哪个大学开设表达学院或者表达系，但表达其实应该是一种专业。我担任的重大项目，也一定要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努力呈现个性化的话语风格。

实际上，身在体制内，自己又运营微信公众号，在两种语境中切换，对一个人保持话语的新鲜和锐利，是有好处的。同时，处理多样化的文体和新闻业态，对于一个人拒绝语言老化、僵化和腐化，也是有助益的。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标题党的庸俗，但要标题党的“钻营”精神，要他们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朱日和阅兵，开场用了两句古诗：大漠列阵，黄沙百战穿金甲；塞上点兵，大风起兮云飞扬。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现代阅兵用这个好不好，我坚持保留，最后在直播中经过播音员的声音演绎，和蒙古高原辽阔战场的画面相匹配，达到了先声夺人的开场效果。朱日和阅兵电视直播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解说词为它的整体魅力贡献了语言光彩。

记者：你认为总撰稿应该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

肖彧：纪录片或者专题片，一般在总撰稿之下，会设立分集撰稿，我觉得总撰稿和普通编导的区别在于你要比他知道的更多，一定要比他知道的更多，因为单集的撰稿，他对这一集负责，或单集编导他对这集负责，他掌握一杯水就够了，那我对付他们至少得有一桶水。甚至说你要有活水，你有江河最好不过。你是总撰稿，要比撰稿更能写；你是总撰稿，你要比编导还更能编，你得懂这个东西。现在有两种撰稿，一种撰稿是不懂电视的，给电视的节目做总撰稿。我做电视很多年以后，在表述的时候是带着画面思维去写东西的，甚至包括语言节奏，我们写的时候，脑子是有播音员的操作的，就这么写出来播音员读出来更顺，编导看到后更容易编，编制画面更好，这个是十多年，甚至二十年职业生涯历练出来的。

在做这行之前我们也跟普通人一样，写东西是按普通人的思维去写，但经过这么多年电视训练后，你去写东西加上这层，这样的总撰稿和不懂电视的人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我的优点，第一是我读的书，比一般的编导和撰稿要多；第二就是我懂电视，我是编过很多年片子，做过电视采访的人。

记者：一些官方媒体在表达上会出现格式死板、八股化的问题，你对写作有哪些要求？

肖彧：我对编导的一个重大要求，是严禁抄书抄资料，必须看懂后用自己的话说。最初有的撰稿不适应，也不自信，不认为自己写的比人家的好，但是不放松要求，不降低标准，最终他们都能认同这个做法，并以此倒逼自己学习练笔。我曾经给编辑下了一个死命令，稿子里要禁绝“进行”这个词儿，因为曾经听到一句“凌晨三点，清洁工进行了打扫街道的工作。”也许有点矫枉过正，但这种表达上的洁癖，我是要坚持的。实际上现行媒体稿件中，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存在一个语言不干净、不凝练、不讲究的问题。我经常对这种现象开炮，得罪人也在所不惜，因为我认为这是媒体的基本素质，马虎不得，不能熟视无睹，谬种流传。对于那种拿着通稿，不管媒体属性，不管栏目特色，囫囵吞枣照单全收的做法，我始终痛恨，认为这是媒体人的耻辱。官方文件有自己的格式和风格，包括有自己的问题，对官方文件直接复制粘贴，也就把大话空话套话和八股习气带到了媒体报道中，这当然会损害媒体的气质和影响力。

我从来不认为表达只是文字的事情，知识架构和思维训练，还有生活的历练，永远是表达最鲜活的水源，最深厚的树根，最不枯竭的阳光雨露。其实在我眼里，没有什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别，只有好表达和坏表达的区别。公众永远需要信息的处理器，而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数字处理设备，都无法替代有血有肉有心跳的处理器。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