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卖淫与组织卖淫

介绍他人卖淫罪和组织他人卖淫罪在行为上有重合的部分，容易混淆，在量刑上却差距较大。如非情节严重，介绍卖淫是五年以下，组织卖淫是五至十年。同样一个行为，因为理解不同导致定罪不同，量刑结果往往差距三至五年，导致罪刑不相适应，损害司法公正。

由于信息科技的进步和监管打击的严厉，现在卖淫行为往往采取线上联系、线下服务的模式，这样更加隐蔽。

嫌疑人在网上大量发布招嫖信息，在和嫖客接上头后，会对服务方式和价格进行协商，这往往触及到了组织卖淫中的组织性问题，因为介绍者似乎触及到了定价、决定服务这一核心内容。但这是交易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环节，介绍者一般也不具备控制服务流程的意思表示，只是在和嫖客对交易细节进行沟通。

在和嫖客商定好地点后，介绍者会告诉卖淫女，让其提供上门服务。这一过程能否认定为介绍者在指定服务地点，具有组织性、控制性呢？

我认为不妥。首先，地点是商定的，其中包含了嫖客、介绍者、卖淫女等多人的意志选择，介绍者不参与上门环节，其选择地点的意志往往是最弱的，他主要起到一个信息传递的作用。其次，任何线下交易，都回避不了地点问题，这里也一样。作为信息中介，介绍者不存在闭口不谈地点的可能性，这个情节已经被介绍他人卖淫罪所包含和评价，不应额外赋予新的内涵。如果告诉卖淫女地点，就被认为是指定、控制了服务流程，则不当扩大了刑事打击面。

综上所述，卖淫行为的线上化特点，使介绍和组织的区分有了一定的模糊性。如果对介绍行为进行详细审视，去附合组织性特征，脱离交易逻辑和具体环境，因部分情节的具备判定为重罪，既容易又不合理。

对两者的区分还是应当立足根本、回到最初的地方，即以组织他人卖淫罪为基石，全盘考虑行为与该罪的拟合度，尤其要重点把握组织性特征，在模糊地带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才能准确定罪。

举个例子，介绍者与嫖客进行了议价，事后也拿到了分成，但与组织者的定价分成是有区别的。组织者是直接向嫖客收取金钱，并在事后向卖淫女分成，金钱的管控权在组织者，这里就体现了人身依附性。而介绍者与卖淫女之间是一种业务合作关系，金钱是由卖淫女直接收取和掌握，介绍者对其影响力较弱。

此外，介绍与组织还存在其他诸多区别。比如，介绍中的卖淫女可以自由定价，决定是否服务，与多个介绍者保持联系。组织中的卖淫女没有定价权，不能拒绝服务，也不能同时参与多个组织。

是否具有组织性，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中，应透过行为模式去把握背后实质，不能机械化套用法条。

因此，绝不能因为介绍者与嫖客谈了价格、商定了地点等，就说其控制了服务流程，并以较重的组织他人卖淫罪处理。还是应该从细节着手，仔细甄别区分，深刻理解组织性这一特征，才能做到勿枉勿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