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复读之路：高考第一年落榜 第二年山大校长亲自给我写邀请信

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关卡，复读带给人的心理压力，则往往更大。本文作者曾是一名优秀学生，因为在作文题上一次剑走偏峰的尝试，遭遇成绩滑铁卢，愤而复读。过程中，有人放弃，有人失恋，有人峰回路转，也有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最终这段经历对每个人的意义，如班主任所说，“等你们年龄大一些会有答案”。

我2002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在高考之前，我被老师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老师嘱咐同学时，都是“查漏补缺”，嘱咐我的时候，是“放平心态”。

于是我真的放平了心态。别人都出现了考前焦虑症，要么吃不下饭，要么睡不着觉，我则吃得香，睡得沉。早晨我妈喊我起床，我赖了一会儿，我妈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今天高考啊！你打起精神啊！”

到了考场上，我心态依然很平，答题答得十分顺手。然而，由于我心态太平，作文写走题了。

那年作文题是“心灵的选择”，阅读材料是：你登山时遇到暴风雪，在你跑路时，发现一个冻僵的人。你是选择独自求生，还是冒着死掉的危险去救他？

我用正楷一笔一划地选择了独自求生。

我不但这么写了，还很得意，觉得自己思路不俗。结果教我语文的翟老师说：“你准备复读吧。”

果然不出老师所料，我最擅长的语文创了历史最低。这一下导致总成绩崩溃。

最后，我的总成绩是594分。在那之后，我无数次假设，如果我的作文正常发挥，我将是怎样的成绩，但凡事都没有如果——如果我当年买几套房子，我还发了呢，对吧？

594分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成绩，现在的孩子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我看了近两年的高考分数，动不动就上700，当年可不这样。我班的芥根同学考了630分，就能在山东排文科130名。我虽然不知道名次，但也比一本线568分高出许多，所以还是可以挽救一下的。

我原本是想到外地上大学的，但自己既然没考好，也就不想那么多了。报了山东大学。可是等报完之后，互相一问，我发现600分左右的同学全都报了山大。

当时我就有一点不好的预感。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真是准。那年，由于过于扎堆，山大的分数奇高，我彻底凉了。将近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通的知书：“恭喜你被我校录取。”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对着山师大的通知书叹气。考砸就算了，报志愿又报砸了，教我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就在这时，我接到好朋友老芋头电话，老芋头读的是理科，考了656分，报了南京大学，但南京大学的录取线是660分，他也凉了。

他在电话里说：“我活了将近20年，一直浑浑噩噩，不知道要干点什么，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没有目标，真没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说：“啊？”

他说：“我要去研究导弹，把我做出的第一枚导弹丢到南京大学，炸他娘的！有眼无珠的垃圾学校，今天拒绝了我，我让他后悔都来不及！”

我当时还在考虑要不要去山师大。讲道理，山师大也还凑合，我又爱学历史，我爸妈都觉得老师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了，都劝我去。

但是老芋头说：“咱俩回去复读吧！今年运气不好，明年运气还能不好吗？”

我还在犹豫，老芋头又道：“山师大和山大都在济南啊，你天天看着旁边的山大，心里不膈应？”

我一想，还真挺膈应。于是我说：“好！”

估计我爸妈也有点不甘心，所以我宣布要回去复读时，他俩也立刻就同意。

我回学校报名复读。接待我的老师跟我很熟，听说我要复读，都要高兴死了：“哎呀欢迎啊！今年学校有政策，一本线以上的学生，不收学费的！”

复读班早就开课了，很多学生考完之后觉得没戏，连录取通知都不等，就回来复读，我算回来晚的。当我背着书包走进教室时，大家都在埋着头看书，我先认出了几个老同学，小声跟他们打招呼。

二狗正在做题，他见我出现在复读班里，一脸迷茫，当他确认我也是回来复读的之后，突然情绪失控，把笔一摔，伸出双臂抱住了我，发出震天的“哈哈哈哈哈”声。然后，他一边鼓掌，一边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其他同学，有我认识的，有我不认识的，都在二狗的带动下鼓起了掌，喊起了“热烈欢迎”。

二狗说：“回来得好！我一点也不郁闷了！”

我这才明白，我是唯一一个一本线以上的复读生，排第二的比我低30分，而第三名，只有500分出头。怪不得我的出现，让这帮孙子们欣喜若狂。

在复读班里呆了两天，我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悲哀，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该回来复读。于是我给老芋头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来学校。

但老芋头说他不来复读了，因为南京大学降了4分，正好把他录进去，他正准备收拾东西，出远门玩一趟。

我说：“你不是说南京大学垃圾吗？”

老芋头说：“还……还行吧，算是个985。”

我说：“你不是要造个导弹炸它吗？”

老芋头说：“哎呀，一时冲动，冲动。”

我问：“给了你什么专业？”

老芋头说：“地球物理。”

我问：“你不是要研究导弹吗？”

老芋头道：“地球可比导弹大多了，挺好，挺好！”

我愤怒道：“瞅你这谄媚样儿！”

老芋头不来，我在学校形单影只。二狗虽然也算朋友，但他太愚蠢，我敢保证他就算复读一年也只能上个二本。想想未来灰暗的一年，我真有些怄得慌。

那天我回教室，看着黑压压的教室，心里十分失落，不知不觉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正睡着呢，我突然被一阵鼓掌声吵醒。抬头一看，只见二狗和一众同学正在拼命鼓掌，口中几乎是狂喜地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我站起来一看，三包正一脸不知所措地被大家围在中间，他有些慌乱，还有些垂头丧气。我立刻欢快地冲上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三包，我们班的第二名，高考成绩618，好死不死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落榜。

三包回来之后，我就不再是复读班里最郁闷的人了。既然三包能回来复读，我又有什么不行的？于是我真正开始静下心来，整理前几年做过的笔记，投入到复习之中。复读班的班主任屠老师，过去曾教过我和三包，常叫我俩到他办公室去，进行思想上的疏解，问我们有什么困难。

屠老师说：“学校很重视你们，有困难要及时向我反映，学校会尽可能给你们创造条件。”

这话就说得很露骨了——学校显然指着我们明年冲俩名牌大学呢。

我其实没什么好疏解的了，而三包不同。他正经历我前几天那种心境。我常看他坐在座位上，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什么也不做。

大约有一星期的时间，三包情绪一直不好，中间还发过一次烧。你跟他打招呼，他爱搭不理。你带他出去遛达，他也一路无话。我问他调剂到哪了，他没好气地说：“烟台师范。”

我说：“你看，人生主要看运气。我调的是山东师范……”

他打断我，说：“你给我滚！”

其实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回来复读又焉知非福？”

那天散了步，我俩回到教室，隔着老远就听到教室里同学们又在疯狂地大喊：“热烈欢迎。”

我快走了几步，只见考了630分的芥根正瑟瑟发抖地站在屠老师旁边，一脸惊恐地看着满屋子兴奋的同学。我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身后的三包早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抱着芥根大笑起来。

芥根，我们班的第一名，高考成绩630，山东省文科第130名。报考人大，落榜。

芥根才是真冤。报志愿前，他几经斟酌，请教了好几个老师。他想去北京，备选的学校有：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他填好了北大，觉得有点悬，又改成了清华，又觉得清华是工科学校，而且也不太安全，北师大前一年的分数也不低。最后他选择了往年分数最低的人大。

结果，人大那年的录取线是632，远高于北大、清华、北师大。实际上，芥根那年除了人大，想去哪都能成。

在芥根之后，又陆续有一些人回来复读，都是600分左右的。其中，报考山大而不得的就有3个。复读班的人员稳定下来之后，我竟然只能排第7。这种处境淡化了我的自怨自艾，让我快速进入了复习状态。

我们的教室正常只能装50多人，而复读班有近90人，大家挤在一起，老有人喊胸闷。八月的天气，汗流浃背，教室里只有两台吊扇降温，大家都十分凄苦。我们找到屠老师，说：“老师，你赶紧想想办法，再这么下去，连过年都撑不到，别说高考了！”

屠老师跟学校交涉，要来了能容纳一百人的阶梯教室。阶梯教室桌子窄小，也只好将就了。

这90人里，约有一半是本校的，还有一半是外校学生。大佐就是从市北的六中来复读的。因他留着小胡子，长得很像日本人，高中三年，“大佐”的名字在六中无人不知。这次他到这里复读，本以为无人知道此名，谁知六中来复读的也不少，于是“大佐”的名号跟到了这里。

大佐跟我同样594分，同样报了山大，同样被调到了山师大。九月开学之后，一个被山师大历史系录取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班头儿还问我：咱班有几个一直没来报道的，都是你们莱州的，你认识不？我一看名单，有你的名字，你说这巧不巧！”

我听了大笑：“这不能怪我，不去报道的又不是我一个！”

那同学又说：“除了你，还有一个莱州人，叫孙xx，我想了一下，不认识这人。”

我说：“六中的，也回来复读了，正好坐我前排呢。”

孙xx就是“大佐”。由于这种缘分，我们快速亲近了起来。我们在一起的主要话题就是骂山大。

大佐说，他已经被山大伤着了，明年不管考得怎么样，他都绝对不会去山大。

我说：“你要不要炸掉山大？”

大佐说：“炸个屁，太傻了吧。”

估计学校在安排师资的时候，并不知道复读班会有这么多高分学生，所以有几个老师着实不堪，最不堪的是一个语文老师，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除了板书工整，简直一无是处。此人只会念书，不会讲课，而且古文不行，学生提问，她常无言以对。

我是无所谓，因为反正我是不学语文的。三包也不学语文，但他眼里容不得砂子，便跟班主任屠老师反映此事，希望学校给换个语文老师，但屠老师能量有限，跟学校交涉几次之后，回来劝我们：“算了吧，人家小姑娘也挺不容易。”

二狗在旁边听到，着了急：“老师，不能算了啊，他们几个不需要教了，讲台上站个白痴都无所谓——我们可不行啊！”

屠老师恼羞成怒：“你瞎叨叨什么！闭上你的嘴回去！”

三包看了看二狗，又看了看屠老师，说：“老师，你尽力了，我们领情了。”然后喊了芥根、大佐，又叫了其他几个高分生，我们七个人直接去敲了副校长的办公室门。

三包不客套，单刀直入：“张校长，我们要求换掉语文老师。”

张校长认得芥根、三包和我，要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商量个办法。三包说：“不用坐了。这老师水平有多差，你自然清楚，我们今年没考好，明年不想再出差错，所以这个老师肯定要换掉。如果你坚持不换，我们几个就去六中复读。”他说着看了几看旁边几个六中的学生，大佐心领神会，说：“六中的蔡校长打过好几次电话了，不但免学费，还提供生活费，而且给复读生配最强的老师。”

芥根也说：“是啊，在哪读不是读啊，我家离六中还近一些。”

张校长忙说：“可别胡说啊，这一换地方，心定不下来，成绩能好么？你们先回去，我尽快给你们想办法。”

两天以后，学校给我们换了个德高望重的语文老师。

复读班气氛十分压抑。我和芥根这种，算是有退路的，只要不犯蠢，重点大学还是有保证的。好多同学成绩很差，家庭条件也不好，全指着复读一次翻身，所以心理压力特别大。每次大考小考，都有人憋不住掉眼泪。印象最深的是七中的一个女同学，高考成绩擦着专科线，学习十分刻苦。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看书、做题。然而即使这样，成绩依然没有进步。

她坐得离芥根近，常向芥根请教问题，芥根来者不拒，讲得很耐心，但效果甚微。有一次我们闲聊，谈起这个同学，芥根摇头说，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讲过几次你就能明白，她根本就听不懂。

我不太信邪，有一次她问一道立体几何题，我便给她讲。讲到一半，我发现她没有空间感，所有的立体几何图，在她眼里都是平面图。两个面很明显地互相垂直，她自己都要推演半天；有个角明明是个钝角，只因图上画得像个锐角，她就迈不去这个坎儿。

如果努力程度决定成绩高低，她应该是成绩最好的，可偏偏不是这样。正因如此，她心理压力巨大，常常精神崩溃哭起来，我们也只能干着急，没有办法。

第二年高考，她的成绩又擦着专科线。

胡子是个五大三粗的男生，那已经是他第三次复读。他留着络腮胡，脱发严重，隐隐有中年人的气度。因年龄比我们都大，他便常以大哥自居，有些好为人师，老师讲课时，他常语出惊人，与老师就一些观点争辩起来。老师无奈，只好请求他暂时听下去，留着问题下课再探讨。

他这次复读，是因为志愿没报好。事实上，复读多了，并非好事，因为那几年高考政策一直都在变化，他第一年考的时候只考单科，第二次就考综合了。第三次教材又变了，很多知识要重新来，所以累得很。尤其是政治这一科，遇上换届，很多重要的说法有变化，简直要了他的命。

我上大二时，回高中看望屠老师。当时屠老师仍在带复读班。他要我去给复读班的学生讲几句话，鼓舞一下大家。我一进教室就看到了胡子，感到万分惊讶。后来才知道，胡子不但继续复读了下来，而且荣任复读班的班长。

胡子于2005年考上了山师大。如果我没记错，2002年，他考的就是山师大，但因专业被调剂，他愤而复读。

从夏季到冬季，复读班的人员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人受不了复读的压力，便翻出已经收到的调剂通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上了学。有的人虽然本科过线，但分数太低，选择回来复读，但几天过后，退而求其次地报了专科志愿，然后走人。进入九月份之后，该走的走了，却又开始陆续有人回来——有人去读了大学，却发现学校太差或专业太差，于是退学回来复读。

洛总是我高二时的同桌。他成绩一般，考了个专科，拿着通知书就去了。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闹着要复读。大家问他原因，他说：“那学校太销魂了，我是坐着牛车赶到学校的。”

芥根说：“原来你那学校是在郊区啊！”

洛总纠正道：“错。是在郊区的郊区。”然后他详细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先坐飞机到哈尔滨，然后坐四个小时火车到某处，再坐六个小时长途汽车到某处，然后再倒一次长途汽车，到了一个村子旁边。最后在村里租了个牛车，把他送到了学校。

我听了糁得慌，说：“学校大吧？”

洛总说：“大个屁。有咱学校一半大吧。出了校门，四处都是荒野。这哪是上学，这是发配呢！”

洛总从祖国的郊区跑回了复读班，连已经交出去的大学学费都没心思要回来。他又熬了一年，成绩略有提升，读了一个还算凑合的本科，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

驴哥则正好相反。

他原是七中的，坐我身后，每天趴在桌子上写写算算，看上去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话不是很多。我听其他七中过来的同学叫他“驴哥”，这名字太有辨识度了，所以我一直注意他。后来我终于忍不住这个好奇心，转过头问道：“哎，他们为什么叫你驴哥？”

他不太高兴地看了我一眼，说：“关你屁事啊！”但不知为何，他就那么一直看着我，看了五秒钟突然憋不住，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抽气，发出了：“啊～啊～”的声音。我恍然大悟，这外号真是名副其实。

我不知他笑什么，觉得这人脑子有病，结果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也太滑稽了！”我一照镜子，发现鼻子上有一坨钢笔水。就这么点破事儿，他能笑出驴叫，真不是一般人。

然而，驴哥只是情绪高涨地复习了两个多月。国庆节之后，我们搞了一次全科测验，驴哥成绩很不理想，从此他情绪陷入波动。我曾在公用电话那里看到他在电话里问：“我的通知书寄丢了，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撒谎。他被调剂到本省一个挺破的专科学校，为了表示他对调剂结果的不满，他还当着我们的面把那通知书叠成纸飞机，从五楼扔了出去。

谁知那个专科学校虽然破，但并不通融——当时国庆节都过了。

驴哥无心向学，整天魂不守舍。据说他早晨四点多在宿舍的厕所里掉眼泪，常跟人念叨复读班是监狱，他死也不想呆在这里了。

驴哥一直熬到11月底，忽然精神焕发了起来。那天他收拾好了东西，向我们一一道别，说是要上大学去了。——他家不知道动了什么关系，花了多少钱，给他找了一家大学，还是本科。

驴哥走时，很多人都非常羡慕。在复读班里呆四个月，很多人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知耻而后勇的热情。有些因不满调剂而来复读的同学，已经后悔没有按时去报到。

那次全科测验，也把我妈搞得很颓废。我那回没考好，落到第19名。要知道，我自上学以来，没出过前10，这个名次让我妈觉得复读是错误的，她不怀疑我的实力，却开始怀疑我的心理素质，担心我明年连山师大都考不上。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妈拿着山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来找我，说：“要不你还是去山师大读书吧，我电话问过了，你现在去，他们还是要你的。”

我当时不太清楚父母的压力。一年多之后，我从北京回老家过寒假时，才知道，当我回去复读时，我们村已经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言。有人说我从小到大成绩其实一直都不好，所谓的成绩优秀都是自己吹的；也有人说我高中三年屁都没学，光忙着谈恋爱，所以最后考砸了。这让我第一次尝到了鼓破万人锤的滋味。

我每天在学校，并不知道这些流言，而我父母每天与人打交道，总是在这些流言中打转，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国庆节，我们没有放假，但已经上大学的旧日同窗们却纷纷回来探亲。大学是塑造人的，虽然只上了一个月大学，但这些大学生们都比我们这些土高中生洋气一些，最明显的是女同学大多都拉直了头发。

我有个姐妹儿，天生卷发，我就给她起了个外号“方便面”，那次回来，跑到学校找我玩。她也拉直了头发，我一见面，脱口道：“方便……哎哟不对……是挂面！”导致她对我很不满。

她高考成绩比我多十几分，考上了山大。她看我吊儿郎当，没有奋发向上的气象，便要为我打气：“你别吊儿郎当的，明年好好考，来山大给我当师弟。”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是有气节的，明年就算山大来求我，我也不去。”

也有山高路远跑回来秀优越感的。七中一个考上二本的男生，在我们教室门口跟他昔日的同学瞎吹牛逼，说他学校占地三万多亩，宿舍就跟五星级宾馆似的，而且一进大学就有仨女生追他。然后他说：“人得往前看，该上大学上大学。复读有个屁用？你看上去是耽误一年，其实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站在那人跟前的，是三包的同桌陈大灯。三包看不得陈大灯唯唯诺诺的熊样儿，走过去搂着陈大灯的脖子，说：“你这同学真牛啊，一看就是考上北大了。”

来探亲的大学生络绎不绝，搞得很多复读生自伤自怜，情绪低落，这引起了屠老师的警觉。为此，他要求学校保安不再放人进校，而且特意开了个班会，说：“他们上大学，你们不用羡慕！他们的未来这就定型了，你们可还是前途无量哪！”

坐我前排的周大眼，在这短短几天里，情绪简直要崩溃。他的女朋友考上重点大学走了，他留下来复读，决定明年考同一所大学团聚。女朋友说好国庆节一定回来看他，却一直到最后一天也没出现。那时没有手机，打座机也找不着人。周大眼望穿秋水，最终得出结论，女朋友不要他了。

那天下了晚自习，我在回宿舍的路上经过公用电话，发现一个人影蹲在墙角里。走近一看，是周大眼。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周大眼看到是我，说：“你能不能给刘素打个电话？我打她宿舍电话，她室友总说她不在，我怀疑她是不想理我了。”

刘素就是他的女朋友，也与我相识。我拨了刘素的宿舍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听。我说：“没人接，回头再联系吧，赶紧回宿舍睡觉吧。”

周大眼点了点头，跟在我后面回了宿舍。一路没什么灯，黑漆漆地看不清路，我们穿过校园，走过一个长廊，走进灯火通明的宿舍楼时，我回头一看，周大眼脸上全是眼泪。

没多久之后，两人果然分手了。

第二年，周大眼仍然考上了刘素的那所大学。大二时，我回莱州见过周大眼，说起刘素，我问：“你后来联系刘素了吗？”

他说，没有。他曾在校园里遇到刘素，然后不即不离地尾随她走回宿舍。但他没有打招呼，此后也再没有见过她。

2003年的高考遇上了非典，我们那里不是疫区，但也被搞得紧张兮兮，草木皆兵。很多村镇严防死守，控制人员的进出。如果你是从北京返乡的，一旦踏入莱州地界，就会被控制住。我班的卤蛋周末回家探亲，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两天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村有两个人从北京逃回家，被发现后，全村隔离。

消息是卤蛋的好朋友老耿带回来的。老耿说，他好不容易打通了卤蛋家的电话，卤蛋在电话里都哭了，说：“我们村儿被穿制服的包围了，村口还有人放哨，上头会不会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啊？”

老耿一边跟我们讲，一边笑得不行。

半个月后，卤蛋的村子没人有异常，隔离解除。卤蛋回学校，每一个看到卤蛋的人都憋不住笑。卤蛋莫名其妙了好几天，终于得知老耿在背后诋毁他，想揍老耿一顿，被我们调解开了。

班里最怕死的是章军。他不知从哪里查到，说SARS病毒在空气中暴露两小时，就会死掉。为此，他从食堂打了饭，总要放置两个小时，然后再吃掉。我们教室人员密集，空气流动性很差，总弥漫着他的饭味，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有人向章军提意见，章军总会愤怒地说：“我死了你负责吗？”

其他人不理解饭味儿和章军性命之间的关系，但章军意志坚强，大家就忍下来了。

但是某天早上，章军不太舒服。他感觉不好，查了一下体温，果然发烧了。据目击者称，章军看体温计的时候，脸就煞白了，嘴里念叨“不行，我得回家，我得回家”，连假都没请，就跑回了家。

当然，也是虚惊一场。章军回家后，当天就退烧了。他给屠老师打电话说要回来，却被屠老师拒绝：“万一真是SARS，把大家都传染了怎么办？你在家观察一周再说！”

2003年的高考提前了一个月，据说是非典的缘故。考试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考试前一天晚上，我们照例在学校上晚自习。屠老师说，大家静一静，我们开个班会，最后一次班会，我给大家讲几句话。

我以为屠老师的讲话无非是打打劲，再叮嘱大家一些老生常谈的事项。然而屠老师看了看大家，说：

“请大家转身，看看我们教室后面的黑板。”

后面黑板上的内容，是我们刚入学时写上的。那时，屠老师要每一个人把自己想考的大学写上去。我还记得，芥根和三包写的是北大，我写的是人大，大佐写的是厦大。

屠老师接着说：

“今年，大家是第二次高考了。有的是因为考得不好，有的是因为报的不好，总之，是因为不如意，才到了这里。所以，你们不只是同学，而且是患难之交，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有的经历开心，有的经历不开心，但都是你们的财富。你们一定以为自己耽误了一年，是个损失。但我不这么认为，到底是不是损失，你们可以在心里留个问号，随着你们再年长一些，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第三点。明天要考试，你们一定有人开始紧张了，而且比去年更紧张。这很正常，但其实没有必要。因为——”

屠老师很自信地笑了笑，说：“我的运气特别好，我带的毕业班，最终高考都超过了平时的水平。所以你们放心去考就是了。”

大家完全没有当真地笑了笑。

但是屠老师突然很严肃地说：“我是认真的，没有跟你们开玩笑。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中的一大半人，都会比黑板上考得好。”

后来我留意了一下同学们最终考上的大学，在我记得住的二十多个人中，真的有十多个人，考上了黑板上自己写下的目标大学。

尽管有屠老师运气的加持，我还是没敢如第一次高考时那样心态平和。尤其是在写作文时，没再敢出奇制胜。那年的作文是“疑邻盗斧”，我思考再三，选择了一个最为保守、稳妥，但也不太可能得高分的思路。现在我甚至想不起具体都写了什么东西。

山东不鼓励复读，所采取的政策是给应届生全部加10分。那年我考了627分，全山东55名。大佐考得不如我高，但也远高于上一年的成绩。

成绩公布之后，屠老师拿来两个信封，交给我和大佐。我们打开一看，是山东大学的邀请信，信中介绍了山大的好处，并在最后写道：“欢迎您今年报考山东大学。”信的最后，是山大校长展涛的签名。

大佐看看我，我看看大佐，最后憋不住笑了起来，觉得这也太戏剧化了。

最后大佐填了厦大，我填了人大。

从那以后的好多年，有人知道我复读过一年，常会问，复读是什么感觉？对你有什么影响？

那一年里，确实人人都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然而却又不是充斥着焦虑，而且时间越久，留在脑海中的越是那些开心的人和事。

从那以后，当面临一些挫折，我的神经也确实更坚强一些。这不是什么鸡汤，那根神经就像是具象化了一样，我简直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当然，复读也给我带来了很实际的负面影响，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内心就如同黑夜中被春蚕啃噬的桑叶一样，久久放不下。

2003年，我作为新生进入人大，立刻有莱州的一位师姐电话联系我，说：“师弟，我是大二的莱州师姐，欢迎你考进人大！”

我忙客气：“师姐您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师姐道：“周六有空吗？咱们莱州老乡有个传统，每年新入学，都一起吃个饭，给新生接风。”

我忙答应下来。

周六我如约而至，先见到了初次谋面的师兄，接着进了包间，见到了那位笑得前仰后合的大二师姐。

她笑得又开心又得意，而我则火冒三丈。

她根本不是什么狗屁“师姐”，而是老芋头的高中同桌。

- END -

作者 | 梅花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