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儿童之殇：为何成了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

9日早上，贵州毕节青场镇青坝村两名留守儿童丧生火灾，一名男孩3岁，另一名男孩仅56天。两名男孩的父亲是该村的吴远、吴琪兄弟俩。吴远、吴琪的妹夫曾贵江告诉记者， “可能是电线老化了，3岁的哥哥先触电，然后就被引燃了，最后兄弟俩都烧死在床上，弟弟刚刚出生56天”。曾贵江说，孩子父母都在浙江打工，平时是爷爷奶奶带孩子，这次爷爷奶奶外出也就15分钟。（红星新闻5月10 日）

提起留守儿童，人们总能想起毕节，而提起毕节，那些遇难的留守儿童又是挥之不去的一道心理阴影。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四名儿童是四兄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而早在2012年11月16日，一名拾垃圾的老太太发现，5名儿童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处拆迁工地旁边的垃圾箱内死亡。据毕节官方披露，死于垃圾箱中的5名男童身份确认，5人为当地三名同胞兄弟之子，分别是陶中井(男、12岁)、陶中红(男、11岁)，父亲陶学元；陶冲(男、12岁)、陶波(男、9岁)，父亲陶元武；陶中林(男、13岁)，父亲陶进友。警方尸检结果显示，5个男孩系躲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留守儿童是社会的一块心病，每当从新闻中看到留守儿童发生不测的时候，人们都会为这样的孩子扼腕。同时，更会反思社会应当为这些留守儿童作些什么，并指责社会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因为，社会是所有孩子们的最后安全线，如果家庭中由于各种原因，而无力担起这样的重担时，那么社会机制就有责任为这些儿童撑起生命的保护伞，毕竟，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也是社会的未来。

可是，这个道理太过宏大，既让人找不出半点瑕疵，也让人找不出半点办法，这样的大道理一直在讲，甚至讲到了昏天黑地，讲的方式也变成了所有人对社会的诟病，但一切似乎都是在已经画好的轨道上的延续，一而在再而三地画出一了一个接一个的死命循环。这让人想起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因为祥林嫂在丧子之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她的情感需要一个宣泄的出路，她反复重复阿毛的故事是想得到鲁镇人们的安慰。但是，在毕节几乎都是这样的事，谁又能安慰谁呢？

显然，这样的大道理并不管用，因为对于大量的留守儿童来说，父母毕竟是他们的主体监护人，尽管社会有义务担起父母的角色，但现实是，留守儿童多的地方，同时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从财政上讲，那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从人力上讲，那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企盼，因为政府部门不可能一对一地给予监护，那样的人力支出，别说中国做不到，就是发达国家也难以做到。

因此，当好的愿望仅仅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大道理时，那只会将留守儿童问题变成一种无聊的社会谈资，而留守儿童问题的现状则丝毫都不会有所改变，相反，这还会成为一些父母推卸责任的某种理由，这会使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要交给社会解决，而一旦社会无力解决时，他们则会认为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甚至说社会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而自己倒成了没有责任使命的监护人。

其实，这就是问题的结症，因为这些父母们已经将自己置之度外，只知生育孩子，而不知到尽为人父母的基本责任，这使得他们成了某种圈外的旁观者，而一旦问题出在自己家里，则又显出无可奈何的无助。但是，真的很无助吗？其实不然，因为父母就应当围在孩子身边，孩子在成人以前，父母的任务就是要在无论多么的艰难困苦中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外出打工，听上去一种借口，但这种借口，本身就是一种堂而皇之的负责推卸。

生育孩子，应当是一种责任的决定，只要作了这个决定，那就应当义无反顾，这是一种天然属性的责任，而不是来自于社会属性的划分，它源自于血缘的传承，而如脱离了这种血缘传承的自然责任，那么一切都会扯得太无边际，同时，一切也都会成为卸任监护人的理由，从而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的途径，而只能是原地徘徊。社会应当负出最大的力量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所谓最大的力量，本身就是一个变量，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经济发达情况而无法确定，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永无都无法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必须条件。

因此，对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可以想得很完美，道理当然更可以讲得很大，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回到现实中来。父母就是主体监护人，这是任何时候都无法以任何方式给予本质的取代，因为这本质上就是血缘之爱，既然选择了生育孩子，那就是必然要扛起这份爱的责任，而将责任推卸给任何人，实际都是对小生命的怠慢。因此，大道理不用讲得太离谱，还是父母要回到孩子身边，这才是人间最切实的道理，否则，所有地方的留守儿童问题，包括毕节儿童之殇，就可能成为没完没了的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