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科学》：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去年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医生被患者家属杀害的新闻让我们感到痛心，网络上各种谴责凶手的言论普天盖地。我们因为杨医生的遭遇感到悲痛伤心，也因为凶手的凶狠残忍感到震惊愤怒，还为凶手家属的冷漠无情愤慨。
每次当新闻中出现这样残暴无情的案件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因为逝者在死去之前遭受到的惨痛的经历而痛苦、难受，单单读到文字，只是想象这样的痛苦就会让我们全身发抖，而触目惊心的视频、照片等等会让这种痛苦更加真实。我们之所以能如受害者或者他们的家属一样感到这些真切的痛苦，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项共同的本能——共情。
而这些残酷无情的新闻出现后，我们在谴责凶手的残暴同时，也会发问，为什么同样身为人，他们就能如此的凶狠恶毒，做出如此恶毒可怕的行为？他们为何可以完全不会考虑受害人的感受而一意孤行，做出各种惨无人道的事情？！
在很多哲学、宗教的思路里，这些犯罪者的残酷行为通常被解释为犯下罪行者作的“恶”：
比如杀害北京民航总医院杨医生的凶手孙文斌为什么会对杨医生下此毒手，因为他是个恶人；再比如2019年10月底大连10岁女孩被13岁男孩残忍杀害，为什么那位男孩会下杀手，因为他是恶人；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得更远，为什么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式袭击，因为他们是恶人；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二战时纳粹为什么会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因为纳粹分子是恶人……
但是仅仅是把他们所犯的罪行以“他们是恶人”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完全不能解释“恶”这个问题。
知名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在他的著作《恶的科学》中对“恶的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借助很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向我们阐述了我们都很关心的三个问题：
1. 恶是什么？2. 为什么会有“恶人”？3. 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对待“恶人”，严厉的惩罚真的有用吗？
恶是什么？
西蒙·巴伦-科恩将“恶”这个概念解释为“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说到“共情腐蚀”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共情。共情能力是指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并可以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也就是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共情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也就是“识别”他人感受和想法的能力，二是使用恰当的情绪回应这些感受和想法，也就是对他人感受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两者缺一不可。
例如我们在火车上遇到一位需要帮忙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的人，如果我们看到了他需要帮忙，但是依然坐在了原处不动，那就是我们没有调用对他人情绪反应的能力。
共情能力并不是一个有或者没有的能力，按照西蒙·巴伦-科恩的解释，大部分人的共情能力都中等，只有少数极端的人共情能力为0，相对的，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超高的共情能力。
处于极低端的部分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恶人。这些人缺乏共情，有可能是从来没有过共情能力，或者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例如仇恨、极端的悲伤等等，暂时处于极低共情能力状态。当人处于极低共情水平时，他们就不再把周围的人看作人，而当作是物品，当他们把周围的人当作物品来处理时，悲剧就会发生。
02为什么会有恶人
在之前的论述中，西蒙·巴伦·科恩已经将“恶人”定义为处于极端低共情水平低的人，也就是处于“共情腐蚀”状态的人，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共情腐蚀”现象，如果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出现“共情腐蚀”，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有恶人。
我们的共情能力受“共情回路”影响。科学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对人类的大脑共情能力进行了分析，目前已经得出了公论，至少有10个相互关联的脑区参与了共情（以后或许还会发现新的）。这些相互关联的大脑区域，共同决定了人的共情能力。书中讲到了一位铁路工人的案例：
1848年9月13日，25岁的菲尼亚斯正在为美国佛蒙特州的一段铁路爆破岩石。但是因为火药提前爆炸，一根铁棒射穿了他的侧脸，（经左眼后方，由颅骨穿出）。令人称奇的是，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还在推车上坐了起来，意识清醒，也能够说话。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旁人却在菲尼亚斯身上注意到了一个重大变化：他在事故发生前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现在却变得幼稚、不敬而粗俗，他的嘴里脏话连篇，在社交场合也不知道自制。他已经丧失了共情。一百多年后，神经科学家们得到了保存下来的他的颅骨，用现代技术计算出了当时他受到破坏的脑部的部分，确定了他确实是因为脑部结构的损伤，导致他丧失了共情和自我调节能力。
如果我们大脑的“共情回路”受到影响，我们的共情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当人类的共情能力出现严重问题时，就会出现“共情腐蚀”。以下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共情回路：
以内群体/外群体为例，我们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天生会对群体表现忠诚，这是一种天然的生存策略。这也会让我们天生更看重自己群里的利益，并轻视其他的群体，我们也更容易对自己群体的成员产生同情，而对其他群体更多的展现冷漠，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而参与其中的群体中的某个成员，或许并不觉得对其他群体成员对冷漠、甚至是践踏有什么错。很多群体的校园暴力案件都展现人的群体特性。
电影《少年的你》中，周冬雨饰演的陈念被同班同学校园暴力，参与校园暴力的那些人在对陈念施加暴行时，大部分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个别不想参与的同学也会因为处在群体中，要对群体表现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表现忠心，否则他们也会被群体排挤，受到伤害。
以上的每一个因素都会影响人的共情能力，有短时间的影响，之后人的共情能力就会恢复正常，也有长期因素会带来长远的影响，例如早期经验。
我们知道很多成长环境非常恶劣，小时候遭受父母殴打、暴虐对待的孩子长大之后都会有反社会倾向。这些孩子在成长的最早期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导致他们会以不正确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人或事物，他们自己不被父母当作人来看待，之后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看待周围的人，进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该如何对待“恶人”，严厉的惩罚真的有用吗？
每当一个恶性案件发生时，我们都会喊着要严惩犯罪者，追究他们的责任，一是因为我们需要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二是希望通过严厉的惩罚措施让潜在的犯罪者感到害怕而放弃犯罪，保护我们的社会，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
今年上半年非常火的台湾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情讲述的就是死刑犯辩护律师王赦在为各个死刑犯辩护时遇到的各种遭遇。做为旁观者的大部分人，都很容易站在被害者、受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与他们产生共情，谴责犯罪者、杀人犯。王赦并不是不同意给这些犯罪者施加惩罚，他更希望的是我们的社会能在更早的时候入手，研究这些潜在的危险人物，为以后的而不是每次遇到同样的犯罪者，就将他们直接判处死刑。严厉的惩罚是有效，但是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了解更多他们犯罪背后的动机，这不是在为他们所犯罪行的辩护，相反，是为了避免以后还会发生同样的悲剧。
西蒙·巴伦·科恩在《恶的科学》中写到：“共情是我们这个世界最珍贵的资源之一。而共情腐蚀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和我们生活环境的健康息息相关，无论这环境是大（比如国家）是小（比如家庭）。”如果我们丧失了与我们的父母、家人、朋友、爱人之间共情的能力，我们就无法与他人感同身受，我们就像是生活在自我的孤岛中，而超越种族、国家、文化的共情能力，还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我们了解了恶是什么，知道了为什么 有些人会做出“恶”的事，而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还需要做的更多一点，为了我们更美好的世界。
文/雪兔的碎念
与你们分享我的所读所感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