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们与恶的距离》引申出的艺术是否可以巧言令色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在讨论精神障碍者犯罪是否应该平等的享有人权保障这一主题中，也穿插着一位曾经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青年导演应思聪，他指导的一部短篇处女作即得到了国际电影节大奖，一时风头无两，原本被普罗大众看好的这位电影节的新秀，却在服兵役时女友的自杀，以及之后执导新片过程中与制片人以及正导演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矛盾的双重打击之下，一度心情低落。

人生的大喜大悲跌宕起伏令他丧失信心，虽没有因此磨灭了斗志，但却为此而退出新片执导，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会他的才华有限，惋惜他的江郎才尽。这位新导演患上了精神分裂，在家中仍然以为自己是在现场导演电影，甚至出现幻听，耳边时不时的响起否定的声音。繁华万物不入他眼，小小的心房被导演梦占据，深陷其中而不自知。而被他人对其才华的质疑的恐惧像是填充了发酵粉，所到之所，无不膨胀充斥其周围。

应思聪的姐姐只觉得自己的弟弟压力较大，而并没有注意到他已经压力大到患上了精神分裂，在台湾地区有个稍微委婉听起来不那么刺耳的名字——思觉失调症。应思聪为了脑中的电影拍摄携带摄像机，前去幼儿园，强制要求老师孩子们配合自己的剧情拍摄要求。不明就里的孩子家长以为是幼儿园被劫持，警察赶到解救出幼儿园老师孩子。应思聪因为此次的挟持事件差一点被刑事起诉，其家人这才得知应思聪患有思觉失调症。怀揣捍卫人权凌云壮志的热血律师为其辩护，坚持同司法“抗争”到底，为其呐喊精神病患者、杀人犯也有人权，理应得到公平审判。

我们的社会长久以来将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看做是奇耻大辱，如同鬼魅一般，萦绕于黑夜之中，终年不见天日。甚至将少数群体看做是精神障碍，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已久。甚至于简单、粗暴的将精神疾病与罪犯所犯之罪的原因建立联系。在不久之前的涉嫌北大弑母案中的吴谢宇被抓获后，立马有人紧随其后，马不停蹄赶制出关于吴谢宇犯罪动机、原生家庭的探讨与猜测，在警方尚未公布关于案件细节以及犯罪心理学家在对其详细询问之前，一切也只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猜测，将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犯罪动机用文学性的语言描述出来，只是一种猜测罢了，并没有客观的反映真实情况。对于吴谢宇背后的犯罪动机只是一厢情愿的推测，带有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

在网上看过台湾作家林奕含的采访，面对记者，她反复引用大量的古诗文、名家作品中的片段、只言片语结合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的真实写作情境、内心情感，发出自己的疑问“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以及“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文学艺术在创作之时，或多或少的夹杂着作者在当时流露出的情感，诚如张爱玲的《茉莉香片》中的主角聂传庆，后世多少专家学者在解读聂传庆这个人物形象之时，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张爱玲弟弟的形象，聂传庆生于旧式的封建遗老家庭，在旧的体制与新的时代自由之风刮起的两种过渡对立时期，聂传庆的家庭日薄西山却又固守陈规陋习，父亲作为封建制的一家之主大家长，没有给予成长中的聂传庆很好的指引，聂传庆野蛮生长着，他原本对这个世界抱有希冀与热爱，却在父亲一次次强制掌控与束缚之下，无形中被枷锁套牢，生活中处处受限。

父亲的桎梏与继母的煽风点火使得聂传庆备受冷落伤害，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他渴望爱与被爱，但又不知道怎么去爱，爱无能的他最终伤害了一个企图帮助他的热心同学，父母的“言传身教”像一条无形的虚线，将他的世界与真实世界隔开，承受着锥心之痛，精神上期盼独立而又无法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个角色犹如张爱玲自己本身，在无数的作品中真真切切的言述了形形色色或瑕疵有着小个性的女性，不断地踏入命运设定好的陷阱中。

纵使活得通透如张爱玲，也没有逃脱与风流成性、贪慕荣华、一心求仕的胡兰成的感情漩涡中，她明知胡兰成与其他女子暧昧不清，也依旧为他写下“愿使岁月静好”这一句，胡兰成在其后添加了一次“现世安稳”，张爱玲为了胡兰成，这样一个年少成名，少年时期便拿着稿费买口红的富有才情的天赋型作家为之“折腰”，尽管胡兰成背负着“汉奸”的骂名，张爱玲也义务反顾的追随胡兰成，甚至为了胡兰成不惜千里越过枪林弹雨的战区只为见胡兰成一面。

林奕含发出的这两问，是她一直以来的疑问，在自我解构中，她依旧没有明白艺术来源于生活，应该是人们最真实情感的体现，艺术向人们述说表达的内容应当与创作者本人的境遇、情感一致，然而古有苏轼对忘妻王弗思念的《江城子》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苏轼与亡妻是少年夫妻，苏轼与妻子琴瑟和鸣、耳鬓厮磨、恩爱有加。这一句词感动了许多人，很多人夸赞苏轼情深义重，然而不过三年，苏轼又娶了新的妻子，而这位妻子却是亡妻的堂妹王润之。许多人只见苏轼的痴情，却不知道苏轼并没有因为悼念亡妻而停止对爱情的追求，在苏轼一生中遭遇贬谪生活困苦之际，便把自己的妾赠送他人，以便渡过难关。很多艺术作品被人解读时，结合世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来加以解读甚至成为当时世人的精神食粮。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来和自己所爱之人立下誓言，携手相伴一生，但这句话原本的含义是战场上的战友互相鼓励，与对方许下战争结束一同携手活着回归故乡的美好希冀。艺术也会存在被世人过度解读的情形，艺术从来都没有一种角度、平面、单调的解读，而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艺术是服务于人的，最终的解释权并不是简单的掌握在某个权威人物或团体手中，可能也曾经作为政治手段，被用来统治普罗大众，伴随着岁月的变迁，不同时代的人们给予艺术不同的理解，艺术始终是人们生活中的调味剂，丰富、充实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艺术原本的作用而不简单的要求艺术顺应时代，与个人情感高度契合。套用金庸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有好的艺术，也有不好的艺术。好或不好，在艺术上是属于美学的范畴，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