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对鲁迅思想的影响
鲁迅，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出身于一个渐趋没落的土大夫家庭，7岁入读本宅私整，12岁人读“三味书屋”,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直，随之也萌发了他的反叛思想。13岁时，祖父介乎因科场贿赂案入狱，被判“斩监候”,曾举家避难在外，被蔑称为“乞食者”:此时父亲伯宜又重病卧床，家计靠典当维持，遂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他作为长子，深感世态的冷暖炎凉。外祖母家在农村，使他能够和许多农民亲近。他逐渐知道农民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和很多苦痛。这些都深刻影响着鲁迅后来的思想与创作。例如，他写的一些小说在喜剧化的悲剧中深刻。
青年时期的他意气风发，志在四方。他不喜欢也不肯做幕友或商人。1898年，他离开了家庭，去寻找“诗和远方”。他尝试着走不一样的路，去不一样的地方，认识不一样的人，过另一种人生。他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又进江南陆师矿务铁路学堂学习过。
当时正赶上戊戌维新变法时期，他深受维新派《时务报》、《译学汇编》等书报影响。而严复的《天演论》，更是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在江南陆师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他以南洋官费生资格去日本留学。他本来是想去日本学医，用医术救治像他父亲那样死于庸医之手的病人，医治国民之躯体。但有一次在讲堂上看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时，他看到神情麻木的中国留学生看到同胞被日本人屠杀时拍手叫好。
他猛然明白，愚弱的国民体格再健壮，思想上没有觉悟，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没有作为中国人的荣辱感，也只能是看客。最终，他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选择了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
他与许寿裳、周作人等一起筹办了杂志《新生》。他翻译过很多东欧和俄国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辑为《域外小说集》。他在《河南》月刊上发表过《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几篇文言文。
这些文学作品，表达了他当时的反抗态度和对国民的批判。这些早期的文学活动，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留学生涯结束，他回到了祖国。他在杭州、绍兴教书的同时，也辑录了《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记》等古籍，搜集、整理了一些古文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对大革命充满了期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还被绍兴军分政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监督(校长)。1912年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他赴南京担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他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
然而，表面上达到了一个普通人人生巅峰的他，这段时间却十分苦闷。他对革命后的情形大为失望，觉得政局也日见混乱与黑暗。这一切皆加深了他生存上的寂寞。在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则复辟等历史事件后，寂寞愈深。
寂寞是他十分深厚的生存感受：既拥有对世界科学、文化史的深刻洞见，又包含对过去以至近代民族历史的深刻反思，还积淀着“诗即心声”的文学精神，乃是”沉思”中的寂寞，包含深刻思考的生存感受。
鲁迅的寂寞具有历史性，它生于一个民族从古老历史走向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之间，是他处此历史之间的寂寞；同时，它又深植于他自身最本已的生存，源于对古老生存的过去的深刻反思，又朝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现代“新生”,最终凝聚为了当下自已的生存情态。这才是我们所理解的他的寂奠。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促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时代潮流的感召和友人的激励下，他怀着唤醒酣睡死灭的人们的希望，开始直面我们民族伟大的历史转折，从生存寂寞中的发出他的“呐喊”来。
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用“鲁迅”为名发表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深刻的生存思索，揭露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小说震动了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随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后编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同时，他也相应开始他的杂文写作，应当时思想启蒙、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需要，有感而发，写下了许多精悍锋利、思想深厚的杂感和论文。
然而，随着新的国民政治革命的兴起，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了。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他也消退了起初呐喊式的激情，陷入更深的徘徊迷茫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创作了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彷徨》不仅审视现代知识者的生存处境，还探究他们走向现代生存的人格特征，探索他们朝向将来的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从中流露出了他更深刻的人生思考和更厚重的生存寂寞。
而在《野草》中，有很多深含绝望情态的精神的内心独白。他以梦、象征等手法，表达了生与死、实有与虚无、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内在精神冲突，并于此冲突中，从无情的自我反思批判中显露出超越于现有绝望的朝向未来的现代意志，向我们昭示了现代生存到来的艰难性。
后来，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致力于系统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后来整理为了《中国小说史略》）。他也参加了《丝语社》，组织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大力扶持文学青年的创作和翻译。
再后来，围绕“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和“三一八”事变，他同北洋军阀及“现代评论”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写了大量的杂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1926年，他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任教。同时，他写下了回忆性散文十篇，初名为“旧事重提”,后编定为《朝花夕拾》。1927年1月，他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事变中，中山大学也有很多学生被捕，鲁迅因多方营救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政治斗争，引起了鲁迅思想上的剧烈震动，他原先以为“将来必胜过去，青年必胜老人”,这时却亲眼看见“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者投书告密，或者助官捕人的事实”进化论的思路因而“轰毁”。
他离开了广州，去了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门从事文学及有关的社会活动。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纠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是他人生的再次转折。
他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是在紧张的社会文化氯围和专职杂文写作中度过的。这时期，他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这是一部风格奇特的讽刺作品，它以“油滑”为手段，将大量的现代生活细节融入历史，把历史人物拉回到现代，注入新的生命，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现代视角。
而这段时间更是他的杂文创作时期。他始终站在文化和社会批判的前沿，将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同帝国主义和旧文化势力，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当时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思想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这些杂文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日趋剧烈的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是中国现代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和珍贵遗产。虽然这些杂文中所牵涉的大量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消退了其现实针对性，但从此所显示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交锋的复杂场景，记载了一位虽作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但仍孤独寂寞的精神界战士的思想轨迹。而这些，给我们留下了沉思现代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他毅然扛起民族大任，以毕生的精力，探求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及其精神根基，即个体人格和民族精神建构的可能性。他将自己直面历史和社会黑暗的强力意志的人格力量，转化成了文学文本语言的创造。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