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龙：父亲
自从我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就很少再回去看望父亲了。其实从延安到富县老家，还不到一百公里，如果说忙得抽不开身，未免牵强附会。只是出身寒门的成长经历，过早地让我学会了自食其力，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有些孤僻的性格。前段时间女儿过八岁生日，我精心准备，给了她很多小惊喜。夜深人静，感叹自己身为人父已有八年，忽而想起还在乡下务农的父亲，掐指细算，十年回村还不到二十次，而且每次也就住个两三天，一种强烈的愧疚感顿时涌上心头。
我的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庄稼人。在我的记忆里，他不是跟着工队做苦力，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在那十几亩土地上。父亲老实巴交，不善言谈，他这六十三年里，谈不上什么传奇色彩，也和荣华富贵不沾边，一辈子本本分分，清清白白。虽然生活的重担压弯了他的腰，岁月的磨砺染白了他的发，但是父亲从不抱怨，靠着勤劳节俭，抚养我们长大成人，教会我们做人之本。
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讲他的半生飘零：童年随家人躲避胡宗南部队陕北大扫荡、少年在二姐家打杂做长工、青年用一袋银元把奶奶娶回家、中年从佳县逃荒到富县落户……那时我还小，不能体会其苦衷，只是当故事一样听。印象最深的还是讲到父亲十四岁一个人背着铺盖卷从榆林故土，徒步半个多月来寻找爷爷稍稍安定的新家这段。说起来是家，其实就是半山腰上一口废弃的石灰窑，没有门窗，只简易地盘了灶和炕。一家人虽说靠着捡麦穗和烂菜叶艰难度日，但总算全家团圆了。
父亲在老家是读完了初中的，但在彼时，如何生存才是当务之急。据父亲回忆，他每天天一亮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开荒，晚上收工再砍些木材扛回来，夜里和大人抽空做门窗、家具，慢慢拼凑起一个温暖的居所。当时他的弟弟妹妹还小，经常饿得哇哇大哭，奶奶顾不了颜面，鸡叫就起，趁着天黑出村，沿着宜川方向乞讨。等过了晌午再折回，到村头天已漆黑，再偷偷溜回家里。可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几个月，就有走亲戚的熟人碰到了。消息传开，村里孩子一见到父亲，就追着叫“要饭吃家的”。在父亲心底，这是永远也抹不去的一段“屈辱”。
过了两年，境况些许好转，爷爷就托人说情，把父亲送进了高中的大门。父亲读书刻苦用功，数理化学得非常好，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的“供销合作社”谋得一份差事，顺便兼职“赤脚医生”。就是在那个大集体、挣工分的人民公社，父亲经人介绍，认识了母亲，也顺利步入了婚姻。
打从我记事起，已经是承包单干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家里修了三面窑洞，白窗纸红窗花，敞亮亮的，“供销社”也转型成了自家开的小商店。父亲在村里当会计，也算是村干部成员。总体而言，在我上小学之前，都是很幸运的。父母下地干活，我就跟着打猪草，整天无忧无虑，一大家子和和睦睦、其乐融融。最难忘的莫过于腊月二十七，那可是春节前的末集。
吃过早饭，父亲留我在家照顾弟弟妹妹，他骑上“二八大杠”，载着母亲到五公里外的镇上去采购年货。吃完中饭收拾妥当，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到公路边翘首以盼，老远看见个自行车，猜测是不是父母，走近些看清楚不是，就失望叹气。终于，父母的身影出现了，兄妹几人奔跑着迎接，作为老大我难免被一顿数落，但心里美滋滋的。果然，回到家迫不及待抖落大包小包，鞭炮、烟花、新衣、新鞋……期待的东西应有尽有！童年记忆，连梦里都是五彩的！
我上三年级时，老师让尽量少用铅笔，提倡拿钢笔写字。有一天，班里一个爱捣蛋的男生偷偷用削铅笔刀在自己胳膊上刻了他的姓，还拿墨水渗上颜色展示给同学们看。女生们露出惊讶和敬佩的表情，他越发得意洋洋，趁机嘲笑我说：“胆小鬼，你敢给自己刻吗？”我见好多同学都看着，硬着头皮说：“有什么不敢！”趁着下课间隙，我咬牙也给胳膊上刻了一个“龙”字。但是我怕渗墨水太疼，就没敢照做。父亲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灯下写作业，不小心露出了字，父亲一把抓过我的胳膊，严厉地质问我：“这是拿什么刻的？”我当时很害怕，就吞吞吐吐地说了经过。父亲气坏了，把我拽倒在他腿上狠狠地打屁股，边打边颤抖着说：“娃啊，假如留下伤疤，这辈子都不能当兵的知道吗！”父亲打完还怒气未消，又用小刀硬生生刮淤结的血痂。我痛得大哭，奶奶边护我边求情，但父亲非常坚决，直到刮得干干净净才罢休。那是父亲生平第一次打我，好在年龄还小，没有留下疤痕。直到现在，我都保持与“刻龙画虎”绝缘，秉承父亲的理念。
一晃两年，我转到镇里读五年级了，弟弟妹妹们也相继入学。赶上连续几年不是冰雹就是干旱，种烤烟利润微薄，家里的开支越显拮据。有一次，父亲从箱子底翻出仅有的四枚一元硬币，让我放学回来顺带镇上买一斤麻油。我跑了好几家门市，都只收纸币，还是街头“小毛粮油”心生恻隐，才收了我的钱。那瓶麻油差不多吃了一个月，然后靠着盐水煮菜熬到秋收。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根本不懂什么叫“断顿”，只隐约觉得家里穷，父母很少给零花钱，吃根一毛钱的冰棍都要斟酌再三，买一包五角的“熊毅武”算是奢侈消费了。
父亲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后一次打我，是我读六年级的时候。那是冬天的周六早晨（上半天课），大雪下了整整一夜，加上车子碾压，道路变得越发光滑。父亲起初尝试骑车送我上学，但是走不到一里地摔了两跤，父亲就鼓励我自己骑车去，可是骑在车碾开的道上就打滑，雪里面又蹬不动。折腾了一会，父亲说：“你还是推着车子去吧，等中午路化开点，你再骑回来。”我只好悻悻地推着车子朝学校走。父亲目送我拐过前面一个弯就回去了，我累得气喘吁吁，心想这速度五公里不得一个半小时走，迟到不说还要耽误一节课，反正是受罚，还不如逃课。想到这里，我就掉头返回，趁院子没人溜过家门口，把车子停在路边一个简易窝棚里，书包塞到木梁上，跑到村里找五姨家的表弟玩去了。
午后，放学的校友沿着公路陆续回家，我估算着时间差不多了，便推着车子往家走。一进屋，父亲就好奇地问：“你的书包呢？”我心里一怔，这才想起书包忘在窝棚里了！慌乱之下，我低声说：“忘……忘在教室了。”父亲似乎看出了我在撒谎，厉声喝道：“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没有去学校？”我心里有鬼，低下头再不敢说一个字。父亲已经看穿我在骗他，操起刚编的半截绳就抽我背后。父亲抽一下问一遍书包在哪，我疼得眼泪直打转，就是不肯说。父亲愈打愈重，我把心一横，索性倔到底。正在僵持不下时，爷爷夹着书包挑一担水回来了，说他看见窝棚有车印，进去见梁上吊着书包带子，就顺藤摸瓜找到了，父亲这才住手。良久，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是爸心狠，你知道供你们上学有多不容易吗？这逃学的毛病可不能有啊！”
关于凑学费的辛酸，父母一直瞒着我，从未提起，直到我上了初一。那是个个周末，家人刚起床，就听见大门外有人喊叫着还钱。父亲赶紧出去迎接，原来是我的一位长辈亲戚。大人谈话间，我听出了端倪，没想到父母已经在几家亲戚和同学那儿借债上万，而且窟窿越补越大。来人一顿讥讽发泄，下完最后通牒离开了。父亲抱着头，久久沉默。母亲见状，叹了口气说：“你爸从来不让我跟娃们提，说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念书，可现在粮食不值钱，每年两季开学，愁得我俩是合不上眼。刚开始，千儿八百的亲戚还愿意借，现在去了，人家先倒一肚子苦水，别说张不开嘴，脸都没地方搁。”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钱的重要性，可我能帮父母做些什么呢？
到了初二，我开始在学校抽时间写作投稿。虽说那点稿费只是杯水车薪，但总算有点“收入”了。每周回家一次，我主动承担起一日三餐，背着自己蒸的馒头上学，心里无比踏实。期间父亲来学校看过我一回，说逢集他卖了两捆葱，然后掏出一把零钱塞到我兜里。看着他微驼的背和饱经沧桑的脸，我心如刀绞。父亲渐行渐远，我听见一个男同学说：“你爸好像应林啊！”他说的“应林”本地人都认识，是这一带的流浪汉，住在我们前村七郎沟的废墟里。那一天我好像突然间就长大了，我没有自卑，昂着头走进了教室。
真正困难的日子，是我初三开学那天。父亲给了我一千块钱，嘱咐我带大妹和二妹去镇上报名，他要骑车去宜川县城找一位老友，取之前承诺愿借他的五百元凑弟弟和小妹的学费。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新学期各项费用都有上调，给我和大妹报完名，就只剩一百多了。我们陪二妹站在学校门口，看着别的家长领着孩子说说笑笑进去，欢欢喜喜出来，心里五味杂陈。遇到认识的同学问怎么不进去呀？就更不是滋味了。
直到天快黑时，父亲才赶来说：“咱们先回家，一定饿坏了吧！”后来我打听到，父亲那天骑行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空手而归。所谓的老友非但没借，还掏出一沓“四大伟人”晃了晃说：“钱我有，但是你一屁股债，拿什么还？”然后又装了回去。三妹、弟弟和小妹差不多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回到校园。钱是哪来的？我充满好奇。到年底有人来收息，我搞明白了活跃民间的“高利贷”是怎么回事。
其实借高利贷，是父亲走投无路下的“病急乱投医”。提起这个话题，我就恨当年的不成熟。记得在我小时候，一有“风吹草动”，父母就把我们几个安顿在奶奶家，然后躲出去逃避计生办的追查。只要被逮住，计生员就会对母亲言语侮辱，或者直接拉到镇里去训导。少不更事的我曾经质问过父亲：没能力抚养，为什么要生五个？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愧疚地低下头。
有一天晚上，父亲从邻居喜宴那喝酒回来，把我们几个都叫醒，哭着说：“娃们，爸没本事，把你们都害了，爸对不住你们啊！”父亲说一会哭一会，我们几个听着听着，也忍不住蒙着被子掉眼泪……从父亲的哭诉中，我理解了那一代人，释怀了对父亲的埋怨。父亲在三妹出生后，原本是打算不要了的，那时候计划生育也抓的紧。可是真到怀了弟弟，老一辈的观念又影响着他，于是东躲西藏偷偷生了下来。小妹是在术后三年意外有的，由于一些身体原因，最后决定生下来送人。可等小生命呱呱坠地，母亲又万般不舍，就婉拒了原本许诺的主家。
当然，代价就是超生罚款，这使得本就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作为“隐性”惩处，银行贷款啊，助学基金啊，我们这种“问题家庭”哪还有资格“消受”。当父亲三分利息已经贷不到款，开始扛四分、五分的高利贷时，我知道身为长子，必须做出抉择了。我不甘心，绝望中做了最后的尝试。短短一个月，我手写了四十多封求助信，写到右手中指的骨节变形，指肚也磨出肉茧。我满怀希望，把信投寄给那些知名公司、企业，可除了收获两位笔友外，其余的全都石沉大海。是夜，我和父亲促膝长谈，告诉他我愿意接受未知的挑战。大妹也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选择就读洛川师范，只为早几年就业，减轻家庭的负担。
面对完全陌生的成人世界，十八岁的我茫然失措，我该到哪儿去？哪儿才是归宿？当我背起行囊，踏上南下的火车，脑海里又浮现出父母挥手告别的身影，我收起眼泪，暗暗发誓：天无绝人之路，风雨后见彩虹，一定要撑下去，一定会好起来！
原本以为南漂的几年我和父亲并无交集，在一次和母亲的闲聊中，才得知我初到浙江不久，父亲就去上海投奔同村的一位从事建筑工程的老乡，寄希望能给他找点活干。父亲到上海以后，才得知老乡出差了，父亲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就每天蹲守在公司门口苦等。为了省钱，父亲白天只买几个馒头吃，渴了去巷子喝自来水，晚上睡在楼房的台檐下。
附近有所大学，一位善良的大学生连续几天遇到父亲，出于好奇上前攀谈。得知情况后，大学生掏出一百元递给父亲让他买饭吃，父亲死活不肯收，说你们学生娃又不挣钱。父亲背的是七八十年代上面镶嵌“为人民服务”的黄帆布包，大学生说那我二百块买你这个包吧，父亲明白其善意，说不值这个价啊！最终，父亲没有接受馈赠。我问母亲父亲为何不联系我？母亲说：“你爸知道你还没站稳脚跟，不想给你增加负担。”父亲虽然等到老乡归来，但是没能找到合适的工种，只好原路返回。母亲说父亲到家时瘦骨嶙峋，躺在炕上整整缓了两天才爬起来。
那一年格尔木到拉萨的铁路修建如火如荼，父亲经亲戚提供信息，又马不停蹄奔赴格尔木，投入到青藏铁路的建设中。父亲分派的标段是唐古拉山隧道，我很难想象，父亲是以怎样的意志，拖着脆弱的身躯克服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苦苦支撑了半年之久。我也曾去过青海，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高原反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带着父母再去一趟拉萨。不为别的，只为让父亲重走一次他曾经挥洒过汗水的神奇天路。
在外面打拼的六年，我从社会最底层爬起，吃苦碰壁，屡败屡战，跌跌撞撞地摸索前行。青岛的面包房、西安的南郊影楼、苏州的建筑队、金华的外资企业……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没有放弃读书和写作。我边赚钱边学习，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后来，我遇见了命中的“天使”——现在的妻子。大学毕业的她抛开门第偏见，陪着我白手起家，一起奋斗。回到延安，我先在装裱坊做学徒，后自己开店“创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我结婚前夕，父亲打来电话说：“爸这些年既要供你弟弟妹妹上学，又要还以前的债，就给你攒下五万，明天爸让佳佳（小妹）给你送上来，别的爸也帮不上，你不要嫌少。”我听见父亲声音哽咽，怕控制不住情绪，宽慰几句匆忙挂断了。第二天小妹告诉我，其实这里面有两万，是父亲东拼西凑借来的。我没有跟父亲提起，我明白在那一代人心里，儿女婚事是他们必须要完的任务，我成全了，他才安心。
时光荏苒，转眼我们五个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孩子。父亲的教育和引领对我们的成长来说不可或缺，父爱如山，深沉厚重。我们继承了父亲勤劳节俭、脚踏实地的品质，我们拼不了爹，就靠双手过光景。这些年，父亲并没有闲着，他不但还清了外债，而且通过种地和煤矿打零工，存下十几万新修了五间平房。父亲的性格深深影响着我，比如他凡事都让着母亲、从来不与人争斗、对自己近乎苛刻、对子女倾尽所有……父亲逢人就喜欢夸我和妻子，说儿媳妇是正式工，儿子在延长石油上班，小两口在城里买房买车了。我明白父亲的“炫耀”里藏着欣慰，我没有让他失望亦感荣幸。
我的父亲早年也曾多才多艺，只是造化弄人，整日忙着为儿女操劳，渐渐荒废了。母亲说：“你爸前几天照镜子，看到两鬓已斑白，感叹老之将至，突然心血来潮，拿起纸笔要写家书，可是刚起了个头，泪水就打湿了稿纸，只好作罢。”回望父亲颠沛流离的大半生，我能体会到他的苦不堪言。对于父亲，往事不如搁浅；但对于我，是满满的励志篇。就让我薪火传承，书写几段平凡的往事，寄语几行幸福的亲情。
【作者简介】陈龙龙，八零后，陕西省富县人，现定居延安。一名普通的石油工人，喜欢怀旧的书痴一枚。十六岁起开始写作，多为诗词、散文，愿以虔诚之心，结交纯文学友人。
［编辑］卢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