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河高中记忆……
导 读
一晃，我们从上河高中毕业已41年了。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高中毕业的第40个年头。本计划组织一次联谊活动，并让同学们写些关于上河高中的回忆文章，准备印本小册子，作为永久的纪念。但是，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实现。今年又遇上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肆虐，联谊之事会无期限推迟。值此，我们将收录上来的一些文稿在巜日月留华》公众号分期推发，让隔着岁月的青春，在这里怀旧、收藏。我们不难看到，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有"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纪实，有"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纯真，有"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的沧桑，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聚会，有"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的感叹。这不仅是同学们亲身经历自娱自乐的珍贵成果，也是上河高中所在地上河村的一道风景，还是董封乡历史上不可缺失的璀璨遗珠，也能给同学们的后人留下点精神食粮。尽管我们水平有限，文稿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总是会让我们感受到，同学们的记忆仿佛就在昨天，我们又似乎回到了回不到的从前。
上河高中记忆
王健民
可亲可敬的老师
1977年的学校，特别是山区中小学机构设置相对单一，不像现在大大小小的学校“五脏俱全”，我们那时候既不设办公室、教导处、政教处，更没有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只有一名校长不仅负责学校全盘工作，还兼代主要学科课程。
校长段志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的老师范生，固隆乡府底村人，当时也就是三十六、七岁年纪。或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在未到上河学校读高中前偶然一次领略过他的不凡举动，便成为了我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在1976年冬季的一个晚上，临涧大队的全体社员正在大队部召开揭批和声讨“四人帮”罪行的群众集会，我当时是在本村读初中，当天还准备着在最后一项自由发言时上台表现，因此早早来到会场坐在了前面。当大会主持人的“批判会现在开始”话音未落，就听到犹如炸雷似的：“砸！砸！砸！砸烂四人帮！”的声音，会场被这从未见过又猝不及防的阵势惊呆了，全场黑压压的群众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走向主席台。这时我才敢仔细端详了一下：他，个头不高，却从发言中透露出一股精气神。因为那时候会场光线较暗，也看不清他的模样，只是想不到后来他竟成为了我的恩师，并有了几十年的彼此交集。
那时的段志学校长既要负责整个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段的教育教学日常工作，还要协调学校修建，也许正值壮年，浑身总有使不完的的劲。在高二时，按照课程计划设置需要开设化学课，可又找不到化学老师，他二话不说，亲自给我们代起了化学。在教学过程中，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善于钻研和思考，把枯燥、抽象的理论和日常生活实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我至今仍能背下当年他给学生编的朗朗上口的化学元素口诀：氢氧氮氯碳硫磷，钾钠钡钙镁铝锌，金银铜铁铅锡汞，化学符号要记清。俗话说，亲其师，信其道，正是源于热爱，像我这样对自然科学难以入门的学生，却对化学学科产生了兴趣，还一度盼望着想上化学课。
段志学校长性情开朗豁达，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大部分时间在领导岗位。在我们从上河学校毕业后不久，他也被组织上调走，分别到南上学校、芹池中学和水村中学担任校长直至退休。前几年我们当年的几个学生曾经专门去他乡下的家里看望老人，他依旧精神矍铄，活跃在老年门球场上。
班主任闫锁保老师是我们邻村鹿渠大队人，生于1936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晋南师专中文系，是我们学校学历最高的老师。作为班干部，我和闫老师接触相对多一些，尤其是我擅长文科，总爱从他那里获取想知道的知识。闫老师看上去温文尔雅，似乎不大主动和人说话，交流起来也是慢声细语，一副老学究的面孔却时常显露出威严，让不熟的人不敢轻易接近。
闫老师代我们班的的语文课，而语文学科又是我最喜欢的科目，自然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他当年讲授《鸿门宴》和《游褒禅山记》时绘声绘色、抑扬顿挫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打下的文言文功底始终是我后来阅读古文的基础。
我们读高中的年代，不仅学校没有图书馆，就连随便借几本课外读物都难以找得到。到了1978年，教育教学逐步迈向正规，他用勤工俭学挣来的钱为班里购回了几本书，又订了几份期刊杂志，我近水楼台一本不剩的全看完了。我现在还记得当年买的书包括孟伟哉的《第二次战争》和张长弓的《边城风雪》等，期刊杂志有《人民文学》和《人民戏剧》等。这个经历是我高中阶段最为畅快和惬意的一段，对嗜书如命的本人是想都不敢想的意外获得。在所有学科中，语文成绩是我最引以为豪的科目，就在1978年他还带着我到县城参加全县作文竞赛并获得了全县第六名的好成绩，这些自然离不开他的精心教诲和耐心指导。
1981年，闫锁保老师被调到了县直高中次营中学任教，次年我在大学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那里，我们又成了工作上的搭档共同相处了五年，一直到我脱产进修并调回城里。在1985年全国人大确定建立教师节后，我专门来到他家里，送上了礼物和祝贺。可惜的是天不假年，在我走后没过几年闫老师就被病魔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再来说说我们的理科老师。卫承廷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和段志学校长同庚同村，又都是1961年从晋城师范毕业的老师范生。卫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英俊洒脱，有一种看一眼就会爱上的感觉。当彼此相处久了，你会觉得他不善言辞，严肃的让对方望而却步。记得是在1977年还是1978年，卫老师的父母亲相继病逝，学校委派我们去他家送花圈，一副挽联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从此感觉卫老师其实是一个很讲究同时很严谨的人。只是我的数学成绩十分糟糕，与卫老师接触相对少一些，自然对他的了解也很贫乏，课堂上记忆最深的是他在讲授“立体几何”内容时，反复强调空间想象能力，可我愣是一脑袋襁糊开不了窍。
卫老师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他不仅是我们数学老师，也给我们班代过物理课，还能教学生唱歌。卫老师更是多才多艺的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山里的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时不时就会从草丛里或墙洞中钻出一条长蛇，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逃之夭夭，而只要他在场，便能轻而易举的手到擒来，我是亲眼见过他把一条已钻进地埌大半个身段的长蛇硬生生拽了出来，还要提在手中“耍把戏”，因此就在学校留下“蛇见了卫老师就不敢动弹”的传言。他还有屠宰猪羊的技术。一次学校杀猪，他亲自动手，做的干脆利落，直到把一块块肉切开放在苇席上。总之，学校里遇到修修补补的杂事肯定是离不了他的。
1980年，也就是我们毕业后不久，卫老师要求回到了老家，先后在西南学校、文敏学校、固隆中学和和西下庄完小任教。我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阳城二中当老师时曾经和卫老师有过一次长谈，没想到竟成了永诀。听说后来卫老师身体一直不太好，早早就辞别人世了。
安管苗老师是任课老师中唯一的女性，曾经是长治一中的高材生，1965年在经过晋东南教育学院短期培训后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教师。她给人的印象是做事干脆利索，从不会拖泥带水，俨然一个女强人的形象。
安老师从高二年级开始代我们班物理课，给学生的感觉是快言快语，精明能干，学生们都有点惧怕她。只是刚从十年“文革”过来的学生对物理学科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用途都还不甚明了，那么物理课上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和安老师是同村（她是从征反坡村嫁到临涧的），他的丈夫王裕林老师也教过我一段时间，还是我的兄长。后来我们都在次营高中工作，在这期间先后在次营镇西坪修建了新房，成了前后院的近邻，见面和聊天的机会相对多一点。我认为她一生最大的成功莫过于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正是有了他们孜孜不倦的教导，终使他们个个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还有高二年级起给我们代过一段世界历史的景逢林老师的第一节课“英国工业革命”也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他那抑扬顿挫的讲解就像在做一场演讲，再配合系统归纳、科学有序的要点板书让人对本节内容一目了然，在大脑里永久扎下了根。
我敬佩所有给我们代过课的老师，包括他们实干苦干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尽管我们上的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山区高中，但却从他们身上不仅汲取到了知识的营养，也感受到了爱的真谛，是我后来从事教育事业的根基所在。
话剧《曙光》的排演经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举国上下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开展，几乎每个大队、每所学校都有业余剧团，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艺生活。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高一班全体学生也大胆尝试，自发自主排演了六场话剧《曙光》。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高中上学时，阅读已成为我难以割舍的爱好，即使在当时能找到的可读书籍少之又少的现实中，我也把班主任为班级订阅的期刊杂志都一份不漏的都读过了，包括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出版的月刊《人民戏剧》都是期期浏览、篇篇阅读。有一次在精读一部剧本（已记不清名称了）时情不自禁地被剧中情节所吸引，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丝萌动：要是能举全班之力排练一幕戏剧该有多好。我随即将我的想法和班里的文娱委员王张社进行了交流，因为他既在班级负责文艺宣传，本人也有这方面爱好特长，比我懂的多得多。没想到他立马就赞同了我的建议，并且立即和我一道细读剧本，分析剧情，甚至着手私下安排主要角色人选。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太嫩了，居然没想到这是一部秦腔大剧，即便改编为上党梆子，必然要涉及到曲谱创作与音乐合成，哪怕知道班里有王张社、苟虎龙、王学红等几位同学会拉二胡，也定会是困难重重。那个岁数的年轻人是不懂得进退的，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蛮劲，心里想着费劲也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又来到班主任办公室拿出了前面各期《人民戏剧》，再次带着目的选择性阅读，终于在1977年第九期发现先前读过的《曙光》是一部六场话剧，不需要音乐曲谱。经过我和王张社三番五次的讨论、商量，同时广泛征求了班里同学的意见，便将这件“大事”确定下来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尽管已恢复高考招生，文化课开始受到重视，但在信息闭塞的山里，改革的春风还迟迟吹不进来。对学生们来说，只要不是要求学书本知识，何乐而不为。
《曙光》是著名剧作家白桦创作的六场大型话剧，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贺龙元帅领导洪湖人民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史实，影射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党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深刻历史意义。我们当时召集了几个有兴趣的同学围绕剧本剧情，结合班内学生的形象特征及表演天赋分配角色，确定由王玉明主演贺龙，王建锁主演反派主角、党代表林寒，刘保太饰演林寒的亲信兰剑，我本身最不具备表演素质，可自己发起的活动又得自觉带头积极参与，因此就选择了一个出场和台词相对较少、而且在第四场就牺牲的保卫局长冯大坚的角色。整个剧情涉及人物较多，班里绝大多数同学都有安排，是二年高中期间由学生自发组织且参与面最广泛的一次集体活动。
接下来要做的事是刻写和印刷剧本。那时候的山里学生不像现在的孩子，很少人身上能掏出一毛零花钱。我硬着头皮找到学校领导申请购买了蜡纸，主动承担了刻写工作。当时买的是打印蜡纸，可用圆珠笔直接写，我不分白天黑夜，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刻写，就连周末回家也带着，不知用了多少卷蜡纸，手都变形了。好不容易刻完，大家都一齐上手帮忙油印和装订，终于发给人手一份。
排练是在周末和课余时间进行的，场地是学校的会议室，其实就是现在的小三间房子，而导演和演员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老师介入指导，倒是文娱委员王张社功不可没，充分发挥了本人的特长，保证了排练的顺利进行。似乎当时隐约听说有个别初中、小学老师说风凉话，等着看风景，我们也好像就不懂得在意，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干着自己决意要做的事情。
排练过程中，我们还根据各人的表演适应性及时进行了角色调整，比如反派主角林寒调整为刘保太担任，林寒的亲信兰剑改由王建锁扮演。
正式演出前，我们在大队礼堂进行了一场彩排，同时着手找借服装和道具。好在文革期间各大队都在演出样板戏，还有一些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服及常用的道具枪支，反正那时也没有人能分辨出红军服装和八路军服装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只要分清好人和坏人就足够了。大队管理服装道具的人（已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是个年纪不小的老人）也十分配合，何况王张社是本村人，便于沟通，所以几乎没有费多大劲就借回来了。
还记得在正式演出那一天，我们紧张的饭也吃不下，吃了中午饭就早早的来到大礼堂开始了后台准备工作。当年刘保太个子低，略显瘦小，借的军服及高筒雨鞋又太宽松，尤其是与身高超过他的配角亲信有点不太协调。我们就往他的衣服里填塞衣物让其臃肿，在雨鞋里面一层层垫进厚东西提升身高，且保证脚不再鞋内打转。在化妆方面尽量让正面人物高大英俊，反面角色猥琐丑陋，努力通过服装和脸谱去吸引观众。演出开始后，我望着舞台下黑压压的人头，自始至终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倒不是害怕自己演砸了，而是担心整场演出出岔子。
我们原计划首先在上河大队礼堂演出一场，然后联系周边邻村巡回演出，只是恰好遇到连续恶劣天气而取消，再加上不久我们就到董封高中上学，演出一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忘不了的灶房和宿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体经济时期的学生一被高中录取后就开始吃国家周转粮了，而学生所在大队则需按照各自的原粮分配比例和标准送到粮站粜粮，学校每个月再到粮站拉回国家统一标准和比例的成品粮。
由于临涧学校拖住我们耽搁了一段时间而延误了规定的粜粮时间，我的第一学期是拿着家里加工现成的米面送到学校事务上的。当时的周转粮比例白面是每月8斤，远远超出了大队的口粮标准，几乎等于我一个人吃掉了全家七口人的细粮总和。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出门读书，并享受充满新鲜感的集体生活。学校灶房就在我们教室后面，在生活条件尚未能完全满足人们填饱肚子的年代，每天能闻到饭菜香味至少可以起到“望梅止渴”效果。现在想来，当时大灶的饭菜种类实在是太单调了，应该是限于灶房条件、炊事员烹调技能等方面的原因。灶房很小，窄窄的长条房子，一口硕大的铁锅镶嵌固定在炉灶上，几乎每一顿饭菜都要从这口大锅里做出来。每天早饭是黏稠的玉米面糊糊配一块萝卜干做成的咸菜，到了夏秋季节，还会把青西红柿切成条状，拌上过量食盐用来作配菜，那时候山里人不知道西红柿要等到红了吃，往往都扔掉了熟透的西红柿。中午饭为粗细粮轮换，轮到细粮是大锅汤面，面条切得厚厚的是避免煮化了，里面有萝卜白菜；粗粮则是小米焖饭或玉米面馍（当时称为黄疙塔）配菜。晚饭多半是玉米面圪塔饭。当时学校灶房普遍实行份饭制，通常情况下学生吃不饱肚子，每顿饭下来都有男生在等着有机会“加饭”。另外，每顿饭菜都是清汤寡水，很少能看到油花子，学生往往不到一、二个小时肚子就要提出抗议，每天上午和下午的二节课后人人都跑回宿舍吃干粮，而一到周末主要是回家拿干粮。
在校的二年时间，学校后勤人员不多，只有一名事务员和一名大师傅（厨师）。事务员先是本村的一个叫王铁勤的姑娘，后来由王成社接替，而大师傅是本村一个老人，个子不高，还有点驼背。虽然每顿饭菜简单且相对固定，却也常有人手走不开的时候，就得安排学生协助，当时叫“贴厨”。反正那时学习也不是那么重要，学生们都会抢着去，至少能享受课堂上所不具有的自由和散漫的乐趣，还会吃饱肚子。还有个别爱劳动的学生主动有意的和事务员扯近关系，经常参加去次营粮站拉粮或菜园买菜的义务劳动，有去不上的同学还会心生羡慕、甚至嫉妒他们。
建校期间学生宿舍十分紧张。面对学校无法安排学生住宿的状况，上河大队党支部非常重视兑现建校承诺，同时获得了村里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分管学校领导王跃贤亲自协调下，先后安排女生借住在村东小庙楼上和房院西楼老百姓房子里，直到校舍修建完成才搬回学校第一排楼里。男生住宿相对幸运一些，基本保持在校园内部调整。先是住在第三排东侧，当第二届学生入校需要腾出宿舍作教室时，他们搬到了第一排小楼上，直到第四排修成才又搬过来住到毕业。那时的住宿条件非常艰苦，无非是在地上放上一层薄薄的谷草，再把褥子铺在上面，边上围着装有干粮的小箱子。闷热的夏季无法驱除蚊虫和跳蚤的骚扰，酷冷的冬天还得几个人抱团取暖，手生疮、脚开裂对每个人都是常事。
相较而言，我是幸运的。我在二年高中期间虽然在学校大灶上吃饭，却一直借住在校园西侧的九甲院姑姑家里。当其他同学在阴冷的大宿舍睡觉时，我却有幸躺在生有火炉的炕上。在冬季到来黑夜变长时，每天晚上下自习回到家都会有姑姑放在火炉旁的柿糠面不糊，而且是专门给我一个人做的，而在山里这是一个男壮劳力干体力活的待遇。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对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年轻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后来一想起来总是百感交集，也常常作为故事讲给年轻的一代。
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
我们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二年高中日子。从辛苦劳作修校舍、勤工俭学搞创收和躬身乡村去支农，到吃不饱肚子、睡不安稳觉，该吃的苦都吃了，该受的罪也都受了。
我们同样享受了非常快乐的二年高中生活。那时候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处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龄段，热情奔放、纯洁无邪、无忧无虑、敢想敢做、指点江山、激情四溢是我们的真实写照。
二年高中期间，我们没有感受到太大的来自学习上的压力。过渡阶段的学校、老师及学生还不能完全脱离旧体制残余的影响，多数还不明确教书和读书的目的。我们不大愿意窝在教室里和课堂上啃书本，喜欢无拘无束的去读自己喜欢的书，这也许是我们班整体上文科成绩相对好一些的原因。高中阶段是我一生中阅读量最多的时期之一，也同时成就了我一生的兴趣和爱好。在印刷读物稀缺的年代，报刊杂志成了主要阅读材料。那时候若是正常晴朗天气，邮递员每两天送一次报纸，我便会眼巴巴盼着送报的自行车铃声响起，然后千方百计腾出课余时间窝在段校长办公室一版不剩的尽览当日全部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有时还会抄下有用的资料。班内个别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也订有《长春日报》、《解放日报》等，我更是不会漏过。日积月累，不光是我，班里许多同学在写作方面大有长进。在高中阶段，我便开始自学写诗填词，留下了律诗《仙人洞游记》、《庆祝十届三中全会闭幕》、《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和《西江月 庆祝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卜算子 喜读毛选第五卷》、《清平乐 教改》等，还尝试创作短篇小说《诱惑》。现在想起来，要不是当年高考报志愿硬让我去选择填报生源严重不足的英语专业，也许我会在本人喜欢的领域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爱好，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考使我走出大山，成就了我的人生，却也从此中止了我的文学梦想。
二年高中期间，正是年青人世界观逐渐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事事处处显现出我们的无私无畏和激情飞扬。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在对待某一件特殊事件时常常因为观点看法上的不同而产生矛盾，我们这时会争辩的面红耳赤，甚至利用班会课和黑板报相互口诛笔伐。有时候我们的观点迥异，还会形成针锋相对的不同阵营，牵动到学校和社会。
二年高中期间，正处于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过程。男女同学表面上的不搭讪掩盖不了相互之间的好感和爱慕，潺潺流水的小河边和弯弯曲曲的村中小道成为他们彼此倾述友情的场所，即使有人曾经在这里经历了青春期的晦暗风暴，也一定在他们后来的人生旅程中变成了美好的留恋和记忆。
二年高中期间，河边小操场成了男生们光顾最多的地方。虽然我们靠自己的力气从大山里砍回木头做成了乒乓球台、高低杠和单双杠，但唯有篮球最被学生们垂青。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大课间，等不得下课铃响就有早就蠢蠢欲动的学生抱着篮球飞也似的冲向操场。那时候我在班里论身高也排在前面，却由于动作笨拙从来没有当过主力队员，至多能凑个人数。
上河高中是我们当年洒下汗水和泪水同时播种理想和放飞希望的地方。记得一次去碾盘凹担煤，站在1000多米高的山顶，眺望远方，遥遥看到了山外袅袅青烟，隐隐听见了高亢的汽笛尖叫。老师说，那是三十多里外的次营公社，冒着烟的是次营铁厂的烟囱，听见的尖叫声是次营煤窑在放气。我突然产生出一股冲动：将来一定要走出大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伟大梦想。果然，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次营高中当老师，不久全家也迁居次营。这也许印证了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上河高中早已成为历史的瞬间，回首当年，留给我的则是年少时满满的美好和怀恋。从1977年春天我们第一届学生入校到1979年夏天第二届学生整体并入董封高中，上河高中只存在了二年半的时间。对我们这一届学生高中生活实质上是延长了半年，因为就在1979年教育又恢复了传统的秋季始业制，我们不得不多读了半年高中。而这多出的半年，我则是在董封高中度过的。1979年元月，董封联校通过考试选拔了董封高中、上河高中和岩山高中的部分应届生与返校复读的往届生在董封高中组成一个新班备战高考，班主任由王裕林老师担任。当时复习班从教师配备到课程教学都是以理科班设置，在师资方面更是集中董封高中最精锐力量组成了最强阵容，而对于数理化学科基础非常薄弱的本人在那段时间里内心一度处于矛盾状态，每天都在文科和理科、走与留的选择中挣扎，受尽了折磨和熬煎。春节过后，我最终确定告别理科，并在再三要求下被批准到安海郑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应届班继续学习，直到当年七月参加高考。
这些年来，上河村始终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和当年的同学们每次相约回到越来越美丽的山村，总忘不了专门去看看曾经留下我生活轨迹并和我的青春渗透在一起的母校校园，只是他们已变成了村民的住宅，就是再熟悉不过的操场也建起了新房。虽然我们的教室依然存在，却不见了当年的高大和宽敞，已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凉模样。
毕业后的四十多年间，我们痛失了当年的恩师闫锁保、卫承廷、景逢林、张培清，也送走了好同学卫张红、王文龙、王小锁、王美桃和李公平。在这里，我们对他们的不幸离世表示深深的哀思，也祝愿我们健在的老师安度晚年，所有的同学如意吉祥。
高中毕业27年后的2005年，我们曾相聚在次营镇云海大酒店，邀请来了恩师段志学和安管苗，约到了将近四十位同学，其中居然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自从母校一别后再未曾见过。前年有一些同学想在毕业四十年之际组织一次更有意义的联欢，很多同学还响应了我的提议，撰写了充满真情的回忆文章，后来由于工作等诸多方面因素被耽搁了，成为一个小小的遗憾。
今年遇到了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长时间在家蜗居，无所事事中又把回忆母校的文章进行了修改，算是了却这一桩心事，并通过李海龙同学办的《日月流华》公众号连同老师同学的文章一并连载。四十多年的光阴不仅让我们变老了，还让当年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了，凡有谬误或冒犯之处，望广大同学多多海涵。
（王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