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宫廷生活回忆之毓庆宫伴读英文

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是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与王公贵臣见面，他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

庄士敦对我们管教很严，凡是他不愿意做的事，从不教我们做；他不愿意见的人，也不叫我们去见。我父亲说，庄士敦是一个外国“书呆子”。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宫内传出消息，要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挑选一个伴读英文的。因同治、光绪两个皇帝都没有儿子，我和溥杰就是与溥仪最近的王公子弟了（注：溥仪、溥杰为兄弟，溥佳与溥仪为堂兄弟），因此成了“竞选”主要对象。按照亲疏和年龄而论，当然溥杰更为合适，可是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以后，庄士敦却不同意。理由是我的英文已有相当基础，而溥杰必须从头学起，他感到太麻烦。为此，我五伯对我父亲还产生了误会，以为我们托了庄士敦的人情了。这样僵持了多日，最后还是尊重这位外国“帝师”的意见，我被“荣选”为溥仪的英文伴读。但为了敷衍一下我五伯的面子，有挑选溥杰作了汉文伴读。

溥仪为酬谢庄士敦教他英文，下了一道“上谕”，赏他“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紫禁城内赏乘二人肩舆，月俸是银元一千元。我被挑选为伴读后，溥仪也下了一道“上谕”，派在“内廷行走，伴读英文，赏在紫禁城内骑马”；另外，每月还赏月例八十两。我父亲接到这到“上谕”，立刻交给我朝见皇上的礼节，次日便带我进宫去“谢恩”。一路上，我看见那些护军们一个个那样威严可怖，以及太监们那种诚惶诚恐的样子，心里跳的发慌。父亲领我先到上书房，又到奏事处，不知经过了多少道手续，才到了养心殿朝见溥仪。我们侧身进入店内，先向他请了一个跪安，接着又跪下，我父亲便说：“奴才带领溥佳叩谢皇上天恩！”然后这才把官帽摘下放在地上，以额触地，叩了三个头。溥仪那天穿的是袍褂，端坐在东暖阁的宝座上。我在恍惚之间，似乎听溥仪说了声“伊力”（满语，起来的意思），我们才带好官帽，侧身退出来。之后，父亲又带我分别去四位太妃那里去谢恩。待到这场“谢恩”戏表演结束时，我已汗流浃背了。

自我被“荣选”为伴读后，祖母等都说我有“造化”，亲友们纷纷前来道喜。其实，我看了宫里那些繁琐的礼节，森严的气氛以后，总觉得那样念书，确实和受罪没什么两样；但是“君父之命”，是不可违抗的，过了几天，我就“走马上任”了。

溥仪读书的地方是在毓庆宫的西间，里边没有什么珍贵的陈设，摆的尽是书籍，靠北墙有一个大钟表，高度几乎与那墙相等。宫内有专门伺候溥仪读书的太监，还有伺候师傅的坦达、太监和匠役四、五人。他们除伺候师傅们茶饭等杂役外，几名匠役还得管理溥仪和师傅们的书写事务。这些匠役不光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擅长书法，凡溥仪赏人匾额或对联时，一般是师傅先把拟好的词句写在纸上，再由匠役按笔画用针刺成小孔，撒上白粉；白粉漏在另一张纸上，溥仪就照那白粉的字形来描写。有时他认为不甚重事的人物，就干脆全叫匠役们代笔，反正印上他那颗“宣统御笔之宝”的“玺”，受赏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溥仪每天下午到达毓庆宫的时间都很准确。头一、二年，他从养心殿到毓庆宫都是坐轿子；轿的围垫都用明黄缎子制成。明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妄用，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连后、妃也只能用杏黄色。在溥仪轿前大约六、七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太监一路走，一路用嘴发出“哧、哧”的声音，叫做“打吃”。那时，只要一听到这种声音，凡在屋里的人都要停止说笑，在外边的人都要急忙躲起来；实在躲藏不及的，就得面向墙壁而立，以免“惊驾”。轿子前后，还有不少太监，有的负责护卫，有的挑着圆笼，内置茶水、点心等东西。

我每天进宫，都必须穿长袍马褂、戴官帽、穿靴子，腰上系上一根黄带子。那时在宫内当差的都留着长辫子，因我从来没留过辫子，我父亲就给我买了一条假辫子，挂在官帽上，害得我老是担心它掉下来。

我第一次进宫伴读那天，是和庄士敦一起去的。御前太监把我们引到毓庆宫，只见溥仪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站在八仙桌前，等庄士敦向他行过鞠躬礼后，他才坐下。据说，这就是皇帝的尊师之礼了。可我每天见他，总得给他请跪安，然后才坐在八仙桌前开始读书。我与溥仪相对而坐，庄士敦坐在中间。我偷偷一抬眼，就看见溥仪那张没有一丝笑容的脸，我坐在那里就如同坐在针毯上一样难受，几乎连ABC都忘记了。心里盼着赶快下学，好容易盼到下学的时间，我就象野鸟出笼一样奔回家去了。

按照宫内向来的规矩，每月逢二放假休息，春节放假十天。

我在宫中伴读了五年，直到一九二四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准备考中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除了英文以外，其他课程都必须从头学起。在这五年中，我受到了只有亲、郡王或一品大员才能得到的种种“殊遇”，但是对于我的学业来说，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