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得主李洱首部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出版

2020年5月 ，作家李洱的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李洱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本新书，也是李洱真正意义上的首部散文集，可谓集才华、才气于一身的智性写作。

李洱，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郑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以及《李洱作品集》（8卷）。长篇小说《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熟悉的陌生人》分为五辑，“读与评”“讲与说”“问与答”“序与跋”“人与物”，精选了近年来作者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跋，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其中包括茅奖热点《应物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闻与内幕，颇有看点。李洱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使其散文焕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令人回味。

在《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一文中，李洱写到自己曾想写一部《百年孤独》那样的小说，却遭到祖父反对的往事，《一些事》则写了李洱陪同患癌的母亲四处求医的苦痛经历。

精彩书摘

一些事

那段日子里，只要母亲在北京，每天早上，我拎着饭盒打的到上地车站，乘地铁十三号线到西直门，然后步行五百米到北大人民医院。在那里，我强颜欢笑，与母亲聊天，或躲着母亲，在楼梯上与父亲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十点钟，我再原路返回。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再次来到病房。苦痛和无奈像铅水灌注于心头。母亲刚过六十岁生日，对我来说这过于残酷了。母亲生病期间，我每天谎话连篇：医生说，你今天比昨天好多了；以前的医生诊断错了，现在的医生说，你只是腹膜炎而已；你胖了；等等。我还给母亲讲笑话呢。对一个人最大的安慰，就是告诉他，有人比他还不幸，但这一点在母亲那里不能奏效。我只能给她讲笑话。我吃惊于我讲得越来越自然。她也给我讲笑话。我后来想到，母亲留给我的最大的遗产，除了承受力，大概就是讲笑话的能力。

母亲从未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生病之后，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她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我身边没有孩子。当时我和妻子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但那天，我回到家里，把母亲的话讲给了妻子。妻子说，那就赶紧生个孩子吧。我最大的安慰是母亲看到了这个孩子。母亲在一次化疗之前，坐在那里抱着孩子看了又看。她已经没有力气抱着孩子站起来了。我拍了很多照片，关于母亲和孩子。后来妻子把那些照片洗出来了，我赶紧把它们收藏起来。我不敢看那些照片。

积蓄终于要花光了。能报销的药是不管用的，管用的药是不能报销的，除非你有一定的级别，这是国家的规定。虽说在别人看来，家里也算小康，但转眼之间就堕入了困顿。向人开口借钱，需要极大的勇气。坐着晃荡的地铁，我揉着太阳穴在想，就跟那些曾向我借过钱的人张口吧。我想到了一个富人，有一年春节前，通过朋友找到我，向我借了十万元，为的是给闹事的员工发奖金。她承包的工程跟中国能源战略有关，涉及核电站呢。十万元对她来说实在不值一提，微如尘埃，以至她后来都忘了。一次在朋友的饭局上偶然见面了，她才突然想起来。那就向这个朋友借钱？要是借十万元，是不是太露骨了，好像在提醒对方什么？我就说能不能借五万。她正陪人在讲课，给员工上课，是国学课，说一会儿打电话过来。我没接到她的电话，接到的是她的短信。她说她很抱歉，手头的现钱都给国学大师们支付讲课费了。直到母亲去世，我再没有向人张口。

母亲生病之前，我正在写一部小说，已经写了十七万字。我在书房里贴了一张纸，很无厘头地写着：写长篇，迎奥运。2006年4月底，我背着电脑从写作间出来，在北大西门外面，有一辆车突然迎面驶来。我来不及躲闪，高喊一声：完了！我被撞出了几米远。我清晰地听到了围过来的学生、民工、游客的谈话声：他还喊了一声“完了”……耳膜很疼，那种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后来是我自己爬到了路边。那些学生、民工和来北大旅游的人吓得连连后退，好像我是幽灵。我摸摸自己的腿，好像还是自己的；拍拍自己的脸，好像还是自己的。司机并没有下车，副驾驶位置上还坐着一个人。我靠着马路牙子坐了一会儿，从车的后排下来了两个人。那两个人，目光非常生动，同时又非常冷静，令人想到“静默观照”这个词，这可是中国文化中的关键词。他们说，上车去，带你去医院。我没上车。上车之后，我还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我还告诉自己，不要记住那个车牌号，免得徒增烦恼。当中隔了两天，弟弟打电话说母亲身体不适，但不要紧。我瘸着腿，连夜赶回济源。当时我还以为，几天之后我就可以坐回到书桌前的。

我们陪母亲从济源来到郑州，一待就是四个月。事情远比我预料的严重。我和弟弟们被击垮了。为母亲主刀的医生是托一个律师朋友找到的关系，那位律师朋友是医院的法律顾问。手术之前，我还是遵守了潜规则。在手术前的谈话中，医生对助手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一块瑞士手表丢到洗浴中心了。他说那个洗浴中心是多么好，多么好，进去就碰见一群“小妞儿”。他的讲述，令人想到《红楼梦》。带他去的，当然是病人家属。然后他拿出一张纸，让我在上面签字。那是法律文书，ABCD很多条，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手术失败，与医院无关。怎么可能与医院有关呢？那是你的命不好！我签字，我接受命运的安排。签字的时候，我把一个装钱的信封放到了桌子上。他只是用胳膊轻轻一拨，就把信封拨进了抽屉。可是，你遵守了潜规则，他们却不会遵守最起码的规则：他们连刀口都缝不好！由获得过各种荣誉勋章的医生缝合的伤口，让后来的众多医生目瞪口呆。

我接母亲来到北京，母亲在北京前前后后住了一年零三个月。先是寻求治疗方案，然后是化疗。一个化疗周期结束，休息了一个星期，母亲就急着回到河南。在家待上两个星期，我再把母亲接来北京。在北京，我去得最多的地方，除了西直门北大人民医院，就是东直门，那里有个退休中医，据说曾给宋庆龄看过病的。

父亲的头发很快就白完了，我的体重下降到一百零八斤。这个数字好啊：一百单八将，一将一斤而已。母亲坚持要回到济源，在济源的医院里又住了半年多。后来我常想，如果不去郑州，不去北京，母亲可能还会多活一年半载。我太相信昂贵的科学了，太相信过于昂贵的中国科学了，太相信世界上最昂贵的由中国的白衣天使们操持的西方医学了。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记得从山脚下挖出来的那些土，多么新鲜的土啊。从远古到今天，那些土从来没有人动过。土里竟然有贝壳，说明这里曾经是大海。沧海桑田经由母亲的骨殖，一下子变成了共时性存在。那些新鲜的土啊，它们的颜色有如煮熟的蛋黄。火化后的母亲变得很轻盈，缓缓落入墓穴深处。很快，那里将再次长满野草，荆花和野菊花将再次盛开，群蝶飞舞，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母亲头枕青山，长眠于此，而她脚下的那一小片空地，将是我的葬身之所。哦，母亲，总有一天我会到您这里来的，可您却再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了。

有两年半的时间，我再没有打开过那台电脑。母亲死去三个月之后，当我试着去完成那部小说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语调了。有好长时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调属于我。有时候我想，我可能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一种新的语调。那是一种怎样的语调呢？我想起在花鸟虫鱼市场上看到的一幕：卖金鱼的人把长了白毛的金鱼捞出来用水冲走，水顺着水磨石地面流向了门，可是那条金鱼却被门缝挡住了。挡住它的其实不是门缝，而是它鼓起的眼球和比身体还要宽阔的嘴巴。它还在观察，它的嘴巴还在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它有着怎样的语调呢？如果另一条鱼看见了这一条鱼，它们应该有着怎样的语调呢？

母亲去世快两年了。只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道是母亲，竭力想看清楚，却怎么也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也不愿醒来。可我还是醒了。醒了以后，嗓子很疼。有几次，我梦见一个人正在原野上奔跑，正在爬树。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呢。那个爬到树顶的孩子却突然倚着云端，开始思考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一条蠕动的毛毛虫，一片被毛毛虫咬过的留下了月牙形痕迹的叶子，都会引发他无穷的思考，他眼圈很热。那个人是我吗？不是我，那又是谁呢？

我不乐观。从20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乐观呢？但我也拒绝悲观。虽然母亲的死，使我从此置身于死神的有效射程之内，但我依然谨慎地保持着对人的美好愿望。我的手机里储存着一些短信，是朋友们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发来的。有一次手机丢了，我紧张坏了，好像是我被手机丢了。当我找回那部手机的时候，我赶紧打开收件箱，翻看那些短信。哦，在那一刻，我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条鱼，它好像又回到了鱼缸中，并想象着桃花潭水。——嗨，不说了，不说了。

摘自《熟悉的陌生人》，李洱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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