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砚田｜《张培刚传》｜“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第136期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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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1)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1)06:55来自改革史记

张培刚把1978年春应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之邀，主持编撰外国经济史卷看作是他重返理论界并与全国经济学界重新接触的开始。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门，这使张培刚开始有机会阅读到大量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书刊，オ知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末期以来的20多年间，西方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茂然兴起，专门著作和教科书接连出版，可谓盛极一时(国内翻译和介绍发展经济学以及有关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书刊，亦相继出现)，但好景不长，到了80年代初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 Hirschman)在美国《经济学季刊》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衰落》一文，1983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拉尔(D.Lal)的《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1985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重版)。

迨至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G. Ranis)和费景汉教授于1986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下一步迈向何处?》的学术报告。

他们的意见，或说“发展经济学在兴盛一阵之后，已开始衰落”，或说“已濒于灭亡的困境”，或说“发展经济学到了七八十年代，已经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繁荣昌盛，而是由高潮转入低潮，处于所谓收益递减阶段”。总之，发展经济学濒临困境，正走“下坡路”。

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的剧变，作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张培刚感惊讶，继则又深感困惑：何其兴衰剧烈短促乃尔?!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得不促使张培刚面向世界形势，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反复进行思考。张培刚向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也包括国内研究这方面的同仁，其中包括他自己，提出了亟待弄明白并须迫切加以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落后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正有待于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有待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西方发展经济学竟然宣告“濒于死亡困境”或正在走“下坡路”呢?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在五六十年代的兴起，乃是顺应当时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刚刚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力图从经济上摆脱长期的贫困境遇和依附地位的这种普遍愿望而出现的。它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有了显著的发展。可见发展经济学所担当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既然任务在肩，这个新兴学科岂能遽然消亡?

第二，即使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大都幅员较小人口较少，例如亚洲“四小龙”，其中除了韩国和台湾地区外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都是城市国家或地区，缺少典型的农业特征。至于世界上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或是实行市场机制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虽然战后三四十年来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和发展，但还没有哪一个转变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农业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也远未具备，人均收入仍然较低，国内各个地区在发展层次上的差别仍然巨大，远未达到能够协调发展的程度。这其中的原因安在?是否还有超越社会制度之上或在现行制度之外的根本性原因仍然阻碍着这些大国的经济发展?这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深思的。

第三，战后数十年来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除了个别学者或个别著作外，大都未涉及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研究对象几乎全是实行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也是亟待补救和予以改正的。针对上述几个问题，张培刚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兴盛了一阵之后而陷入了当前的困境，并不是说明它已经圆满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而恰恰相反，它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今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尚未实现经济起飞，故就时代任务的要求而言，则仍然相距甚远。其所以会造成今天陷入困境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过去发展经济学本身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严重不足造成的。”“发展经济学不应该‘趋于衰落’、‘濒于灭亡’，而应该是任重而道远，前途大有可为。”张培刚进一步认为，“但要做到这样，应该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连同研究方法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

1988年10月13日下午，青岛海军疗养院会议室内气氛融融，张培刚正在为华东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全体代表作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张培刚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反复思考所得到的认识，作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一一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报告。

张培刚指出，西方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进入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由高潮转入低潮，处于“收益递减阶段”，于是论断“发展经济学快死亡”，这种论断是错误的。第一，发展经济学不仅不会死亡，而且还会发展；第二，若将发展经济学理解为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话，那么发展经济学仍然充满生命力，可以说是方兴未艾。要做到这一点，需两个条件：

一是扩大研究范围，原来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都是以一些小国或地区(包括岛国)为代表的，像刘易斯等人都是以牙买加这样的一些小岛国，最多也是以后来的亚洲“四小龙”这样小经济体为背景的。从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理论上升到一些模型，当然无法解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大国，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它的实用性是大打折扣的。

二是加深研究。研究方法上要改变，原来的讨论只是就经济问题谈经济问题。而大国，或者说像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悠久历史的这些大国，往往是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的。比如，政治、文化，还有一些历史沉淀的东西，因为历史的因素在里面，它有一个依赖性。就是说你今天的发展肯定跟过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现在的话说有一个路径依赖。所以在研究方法上面，要进行改变。改变不仅仅是就经济谈经济，应该要用一个综合的，用一种多因素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这种视角来看发展问题。张培刚追溯了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指出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最早渊源和主要问题或主要内容。张培刚诙谐、寓意深刻地用蚌壳、水牛、猴子等例子生动、形象地比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经济的起飞和发展经济的研究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多元化的，官倒实质上就是双轨制加上我们过去的历史和多元经济结构的产物;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张培刚深入浅出、默的话语不时地引起了代表们会意的笑声。

在这次会议上，张培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四点初步设想：

第一，要以发展中大国为重点研究对象，不论它是实行市场机制的，还是计划体制的;当然也要研究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研究发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问题，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应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进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从方法论上加深分析程度。

第三，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就发展中大国而言，更应顾及各个地区间的发展层次上的差别和不平衡，既不能使先进迁就落后，但也不能仅“锦上添花”而不顾“雪中送炭”，以致不断加大地区间的差别和倾斜。第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看到，方面，近些年来有不少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发中国家，如印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国有或国营(大多为重工业、铁路和发电站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计划体制。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已经兴起了少部分的私营和个体成分并且正在引发、培育和扩展市场机制的因素。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将在新发展经济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张培刚的报告当即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更没有料到的是，晚饭甫毕，张培刚与谭慧漫步海滨后回到宾馆房间时竟然发现房间里挤满了青年学者和好学之士。后来北京大学教授晏智杰也赶来参加。大家争先恐后发言，有的说听了报告，受到了莫大的感染和鼓舞;有的说发言“有理论、有感情，特别是对中国广大农民怀着朴实的挚爱”;有的说张教授提出的新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代表着新的方向，其目的是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国的学术研究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大家谈得热情奔放、意气风发。最后，千言万语，归结一句话，就是要张培刚立即牵头，由晏智杰协助，组织力量，尽快根据新的意图和设想，撰写出一部新发展经济学。

时针指向凌晨一点，大家才意犹未尽地慢慢散去。张培刚后来回忆说这天，不少学者吃完晚饭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他的寝室，去呼应他的这个想法;他们恳请自己立即牵头，组织力量，尽快根据新的意图和设想，撰写一部“新型发展经济学”。

1989年6月，张培刚先后在德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张培刚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即应该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如果能够从理论上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的话，也许对发展经济学的再生、新生是有利的。

1989年6月15日，张培刚教授在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举办的“当代中国经済改革与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主持会议。左起:D帕金斯敎授(美国)、董辅礽教授(中国)、W弗利希特敎授(德国)。

1989年6月至12月，张培刚先后在北京的《经济研究》、成都的《经济学家》分别发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和《关于建立新兴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张培刚后来回忆道:“我的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的学术报告，以及紧接着在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在全国经济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的来信表示完全赞同，有的则表示愿意参与讨论和撰写工作。这对于我这个‘理论拓荒者’来说，无异于得到了‘千军万马’的神力，从而感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在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才能把改革引向继续前进和深化，冲破计划体制的牢笼和束缚，扫除它的障碍和弊端，充分引进和发挥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正确运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功能，从而使各类包括物的和人的生产要素的组合达到优化境界，使得人尽其オ、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后来，张培刚又在《江海学刊》1994年第三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我的市场经济观》(下卷)中，分别发表了《新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和《新型发展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等著名文章，更加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2007年6月9日，首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暨庆祝张培刚教授95华诞学术研讨会在汉召开，张培刚在谈到自己的治学体会时说:“虽说我写了上十本书和发表过若干篇文章，但最值得提出来的，就只有一本书和一篇文章。”张培刚提到的一本书是《农业与工业化》。一篇文章是他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六期上发表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党的十ー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张培刚先生已年过花甲，近古稀之年，还留有一股牛的初性。家国情怀，无怨无悔，他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学术界。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撰写《微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又与厉以宁合作撰写《(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继而主编《新发展经济学》书。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他忍辱负重，极为辛劳地创办经济学院，为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1998年，张培刚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斯年，张先生85岁。

参考书目：

1.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张培刚传（修订版）[M].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胡坚.张培刚传[M].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画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2017.

5.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6.张培刚著；谭慧整理.张培刚文集（上中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7.谭慧.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8.张培刚教授传.华中科技大学校史网[EB/OL].http://xsyj.hust.edu.cn/info/1005/1171_2.htm.

张培刚简介

张培刚，（1913.7.10-2011.11.23)，湖北黄安（今红安）人。经济学一代宗师，发展经济学奠基人，杰出的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

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済系，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先后任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校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曾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及研究员。1952年底调至正在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任校规划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57年改任政治经学教研室主任；文革中，先下放劳动，后担任外语教师；1979年起历任社会科学部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后兼任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改革开放之初，他率先在我国引进和普及现代市场经济学；80年代，张培刚又提出并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优秀入オ，为中国经济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田惠敏，博士、博士后期间先后师从张培刚教授、厉以宁教授。专著《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机制研究》《私募股权资本与民营经济研究》；合著《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改制上市操作实务教程》《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主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与评估实务全书》；合主编《中国发展动力研究报告：找准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研究领域：开发性金融研究、中国改革史、私募股权、民营经济、长征史。

点击左下“原文链接”，见李佐军，田惠敏著《与改革同行——中国改革开放和伟大复兴》（8卷）书稿研讨与审议会新闻报道（“环球网”，2019年6月3日）。中国经济出版社拟近期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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