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生生不息的德善之河｜家风传承

美德的教育是一条河，从源头流出，生生不息。父母给了我生命中最初的活水，若干年后，我将之传递给我的孩子们，很久以后，他们又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美德就这样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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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不会讲大道理，他们只会凭着本心，简单直白地做给儿女们看，身教远多于言传，多年以后，当我回头看，才蓦然发现那是一种悄然无痕却又历久弥新的教育。

母亲的一辈子没享过什么清福，但却用辛劳的一生阐释着何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执着，她的一生有着难以愈合的痛。

母亲生下过7个小孩，但是最后只剩下大姐、二姐还有最小的我。在五六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各种疾病肆意流行，因为疾病缠身，无药可治，母亲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四个哥哥姐姐在自己怀中相继离去，欲哭无泪。连续四次的丧子之痛常人难以想象，但是母亲挺过来了，她发誓要守护和教养好剩下的三个孩子。那时家境不好，父母克服很多困难坚持让我们三个上好学。

母亲四十二岁时，我出生了，所以在我们家大姐比我大了二十岁，二姐比我大了十八岁，虽然年龄相差大，但一直以来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从我记事起，大姐已参加工作，是个小学教师。有一次家里做了点好吃的菜，母亲分了一点出来，让我送给在学校的大姐吃，从家里到学校，要横过一条小河，小河上没有桥，只有从河水中的几个石墩上跳过去。那次我不小心掉到河里，裤子衣服都浸湿了，但给大姐带的菜却没有被打湿。在我的心目中，给姐姐的东西是要尽可能保护好的。二姐出嫁的地方离家二十多里，出嫁后在婆家村里的学校当老师，二姐夫当时在北京工作。二姐很恋家，周末常回家。那时我十来岁，每逢周末，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走上十来里路去接二姐回家。接到了二姐固然高兴，有时二姐忙，没有回来，也只好心有不甘地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来。回顾往事，一路走来，两个姐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过我这个小弟弟许多的呵护、关爱和鼓励，我心存感激。

02

小时候我身体不怎么好，常常高烧痉挛。五岁那年，有一次病得很重，高烧痉挛不省人事，一旁的母亲急得几度落泪，恳求上苍，保佑我的性命，在家乡的那个乡镇卫生院抢救了十来个小时才最终脱离险境。后来，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从事了将近20年生命科学的研究，希望走科研这条路为身处绝境的人带来更多希望，再后来，我被组织任命为湖南省卫生厅厅长，有机会参与到湖南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建设中，内心对医疗卫生事业始终有一种“特殊感情”。在一次对家乡乡镇卫生院的调研中，我对随行的调研人员说，这里是救过我命的地方，你们要给予重视支持。当然，不光是支持我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全省其他基层卫生院都要予以重视支持，要尽最大的努力，改变乡村缺医少药、就医环境差的状况。

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艰苦岁月里，母亲一边忍受着多次丧子的痛苦，一边担惊受怕地呵护着从小身体不大好的我，默默守护着我们三姐弟长大。虽然我是当时家里的“独苗”，但是母亲从不溺爱我，她心地善良，可原则性也强，从小我也算是挨着母亲的打长大的。小时候，我也调皮，但是成绩还算可以，常常是班级前三名。不知道小时候的我是真有点小骄傲，还是班主任老师的确“无话可说”，一到期末写评语，老师总爱写上“克服骄傲情绪”，我一看评语，就知道要挨母亲的打了。她是不允许孩子骄傲的，如果骄傲就犯了母亲的“大忌”，打过之后，母亲还要让我跪在堂屋中央毛主席像下自省。

母亲也是一个勤劳而要强的人。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家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落在她的肩上，为了生活，父亲那时时常到外地干活。母亲有一手能做布鞋的好活，她经常帮别人做点布鞋，赚点小钱补贴家里生活，常常劳累到深夜。因为过度辛劳，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医生给她开了药，但是她少吃或者不吃，她总在叨念，那个药吃多了，瞌睡多，哪里还有时间做事情？即使我们反复劝，也没有用。母亲六十二岁那年，有一天我在工作单位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病重，要我尽快地赶回家。我用颤抖的手给单位写了请假条，办了请假手续，匆忙往家赶，到家时已近黄昏。母亲患的是脑溢血，昏迷不醒。当天晚上，母亲苏醒过来，有个片刻的清醒，我到床前呼唤母亲，她睁开眼睛，望了我一会说：“你回来了，你还好吗？”我紧握她的手咽呜：“好、好......”这就是母亲，她病重昏迷，片刻清醒之际，还在惦记着儿女们好吗。之后，她再次昏迷，直到去世再也没醒来过。而“你回来了，你还好吗？”成了母亲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当年挽救过我生命的乡镇卫生院，这次没有能挽回母亲的生命。唉，如果母亲不那么要强、不那么辛劳，如果当时医疗条件好些，如果当时家境富裕点，她也不会走得那么早。但“如果”毕竟是“如果”。

03

记忆里，我父亲的性格和母亲截然不同，他是一个言语少、随和、善良而忍耐的人。小时候我也调皮干“坏事”，有时也惹得父亲很生气，父亲是那种把想打人的手高高举起，却又不打下来的人，高声调训斥几句，危机也就过去了。如果父亲把我做的“坏事”告诉母亲，我将迎来一场风暴，但父亲很少那么做。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站在我们三姐弟身后始终默默付出，倾其所有。

小时候，他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嗷嗷待哺的我们全凭他一人供养。20世纪70年代，家里自留地少，无可奈何的父亲只得偷偷在山脚下挖了一点地种菜，这也成了要割的“资本主义尾巴”，然后还要接受批判改正。为了一家人的肚子，父亲始终一言不发，将所有的羞辱与无奈嚼碎了往肚子里咽。

父亲懂得一些中草药知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相当管用的技能。平日里，村子里谁家闪了腰、跌破了皮，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张大伯那里看看”。“张大伯”是村上人对父亲的尊称，这个称呼一直用到父亲去世。而父亲对于前来求诊问药的也几乎“来者不拒”，有人为此要给钱，父亲不要，他觉得这是举手之劳。

1987年，我赴美留学，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会给父亲寄些钱，但是他用得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借走一点，那个借走一点，被借得多了，最后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父亲的不计较和对钱的“稀里糊涂”，却为他赢来了极好的口碑。

父亲在世的时候，照看过我大孩子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儿，孙儿也特别亲爷爷。但是天意难违，父亲走的时候，我家的老大只有六岁，老二只有三岁，葬礼上，我看着六岁的老大跪在他爷爷的照片前，一动不动，不肯起来，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送葬那天，按照老家的习俗，亲人过世，需要抬着棺材走上好长一段路，沿路的人家放鞭炮以表尊敬，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每一户人家放鞭炮，就要下跪磕头以示感谢，就这样走一段、炮竹声起，双跪膝地，再走一段，炮竹声起……一路下来，我的膝盖都跪得红肿了。这是父亲给我人生上的最后一堂课：善意地对待他人，他人也会以善意回报你。

然而就是父亲这样一个善良而值得敬重的人，一辈子连一次韶山都没有去过。还有我那辛苦操劳了一生的母亲，一辈子甚至连一次长沙城也没有进过，他们都曾看似漫不经心地提起过这些小小的心愿，作为儿女，我们有时也“漫不经心”。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给活着的人留下一生的遗憾、亏欠无法弥补。

04

如今，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于两个孩子，我没有太多奢求：他们不需要什么都学、什么都会，在人生还未开始的时候就要“先人一步”，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在人生最初的时候，明白何为善，何为美。人生可以输在才能的起跑线上，但不能输在道德的起跑线上。

我是一个除了工作上的“主业”，什么兴趣上的“副业”几乎没有的人，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因此，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除了“主业”外，还学门把“副业”，这也会给人生增加一些乐趣。老大性格内向一些，小时候身体也弱，我建议他学门可以锻炼身体的“副业”，他选了乒乓球，打得还可以。老二性格活跃，拉丁舞、围棋、葫芦丝、小提琴……什么都学，但少点耐心。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最喜欢的？老二想了一想，“吉他挺好”，他现在的吉他弹得还不错，用他的话说应该是业余中上水平。

他们两个都很善良。兄弟俩从小手足情深，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有什么事都常常想着对方。小时候谁有吃的，总要分给另外一个吃。有一次，要到北京办点事情，我带老大去了北京，办完正事后，我带他游玩了八达岭长城，爬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块刻石碑那里，有个摊子，摊子上摆着做得像体育金牌的金属牌卖，谁买后可以将其名字和爬长城的日子刻在金属牌上，我看老大喜欢，就给他买了一块，刻上他的名字和日期，他戴上了很高兴，问我：“爸爸，要不要也给弟弟买一块？”我说：“不，等弟弟哪天也爬上这里再给他买。”我并不是吝啬这几十块钱，而是要他们从小就树立要劳动才有收获的理念。老二学习偶尔也“吊儿郎当”，但是老师的评语常常会写上“乐于助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期末考完，成绩单装在书包里，他会因为成绩不理想，回家后就一言不发，或许他怕我批评训斥而忐忑，我会对他说“学习还是要倍加努力！善良，这一点爸爸特别喜欢”。

但是他现在也许不明白，每次看见这样的评语，对于作为父亲的我而言，其实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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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杨天兵

统筹 | 黄琪晨

口述 | 张健

执行 |《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沐方婷

主播 |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