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铜仁 人间天堂 “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

《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介于“大同”与“小国寡民”间的自然社会，千百年来，陶渊明笔下的那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乡村成了无数人的精神家园。关于理想家园的设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老子》中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民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礼运篇》中的另一种“大同”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结合《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对村民生活状态的描写，我们很容易看出他的怀古理想和老子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思想之间的联系。贵州的铜仁也是一个以道家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考察铜人之名，缘于元代“铜人出水”的传说。相传元朝初年，有一位渔翁在锦江大小江汇流处铜岩下捕鱼时，在水底捞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尊铜像。朝廷据此设铜人大小江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后，于铜人建立铜仁府，改“人”为“仁”，古“人”、“仁”相通。也就是说铜仁的“仁”，乃三个铜人也，他们分别代表儒、佛、道。考铜仁文化思想的渊流，铜仁也确实是一个儒、佛、道思想并存的地区，尤其是道家思想在铜仁影响较大，至今许多地方乡下人的生老病死还离不开道师，人死之后办道场、施法术，更是为很多人所信奉。

1．社会经济、政治方面

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桃花源记》)人们有良田，种植桑树、养鱼植竹，按照四季轮换，种植五谷等作物。“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极力否定魏晋以来的君主制度，展示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社会。“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晋在公元300到400多年，前后五六百年“与外人间隔”，外人也从未发现他们，可见周围环境是荒山野岭，交通闭塞，人迹鲜到之处。

铜仁自春秋至今大约近三千年的时间大体上处于这种封闭状态，铜仁道家思想也是从古至今代代沿袭。铜仁周(春秋)时属楚，为楚国西南境黔中地(郡)。“黔中”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战国时，仍为楚黔中地(郡)，秦曾置黔中郡。汉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铜仁属武陵郡辰阳县，隶属荆州刺史部。三国时先属蜀，后属吴，孙吴政权将武陵郡辖县调整成11县，铜仁地仍属辰阳县。晋属荆州武陵郡。据《松桃厅志》记载：“松桃自古为红苗巢穴。”所谓“红苗”，是明代的称呼，汉代以前称为“武陵蛮”、“五溪蛮”。

《国语·楚语下》有“三苗”“其后复九黎之德”的记载，是指由九黎发展而来，最后一部分联合楚国建立了楚国，并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另一部分则先后避秦入鄂、湘、川、黔交界的武陵郡五溪地。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基本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贵州古代史考》云：汉初，西南各国(部族或部族联盟)不服于汉(含巴郡)，称为西南夷，与汉隔绝七十余年。大约在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他们为了逃避战乱，从荆襄之地，扶老携幼，或沿江，或爬山，一部分经由湘西花垣、凤凰、泸溪、麻阳进入铜仁，另一部分经由巴蜀酉阳、秀山进入铜仁。

面对秦乱，为了安全保命，“不避深幽”，肯定是逃往深山大谷。而能够躲藏五百年不被外人发现的武陵山片区，就只有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铜仁梵净山才有这种可能。由于地处武陵山腹地，边远闭塞，交通阻梗，加上历代土司推行“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封闭政策，因而铜仁武陵山人长期与世外隔绝，过着没有动乱、没有苛政、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安乐、平等、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生活。正如《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

2．王税方面

桃花源的人们“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人们致力于农耕，没有任何外来干扰夺其农时，作物能按时播种，收获的时候没有“王税”。在这种境界里，少年老人乐陶陶地享有不尽的快乐。再看武陵山区“武陵蛮”的情况(《宋书》卷97“夷蛮传·荆州蛮传”)“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所在多深险。”朝廷对待归顺的蛮人是与汉人一样的赋税，而对于“五溪蛮”红苗，即不纳赋税，因此汉人多逃亡入蛮。桃花源的故事发生在武陵，而此处正是铜仁五溪蛮居住的地方。

3．衣着方面

《桃花源记》中有“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关于桃源人的衣着，在与《桃花源记》互为表里的《桃花源诗》中有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无新制，指没有新的样式。自秦至晋，近五百年的时间里衣服样式因与外隔绝没有变化。其中的“外人”当为“外国人”或“方外人”讲，而非桃源外的人。因为在我国晋时，与四方各国交往已相当频繁，仅《晋书·四夷传》所载“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传中亦多载服饰各异。《书·毕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四夷指是哪些？《后汉书·东夷传》解释：“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苗族的祖先是蚩尤。其后裔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史记·楚世家》载：楚国的先君为熊渠、熊通等，他们一向自称是与华夏有别的蛮人，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政”。《通志·民族略》曰：“楚以鬻熊之故，世称熊氏”。铜仁松桃苗族姓氏中包含有颛、来、鲧、熊、夷等姓，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苗族都自称是“仡熊”，其汉语即为“苗族”。也就是说，“仡熊”这支苗族是古代荆蛮苗民后裔的一部分。而桃花源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因与晋时年代久远，服饰自然差别很大，直到现在铜仁苗族的服饰仍然沿袭古制，据清代《百苗图》：黔东(铜仁)男装多为青色土布衣裤，包青头帕。女装以交领上衣和百褶裙为基本款式，以青土布为料，花饰满身。若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生活在武陵山的苗人服饰与现今的服饰有很大差别，依然“悉如外人”。

4．家庭社会关系方面

《桃花源记》中，“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人们没有忧伤，和睦相处，更多地表现了友情、亲情、人情，富有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据《铜仁府志》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相杂成俗，而遗风未远，不无染渍，久之遂忘其自来，闷闷淳淳，尚存古意”、“民性淳和，欲尚俭约。”《松桃厅志·风俗》云：“民风古朴，家常食惟谷蔬。”铜仁山峦秀美、民风淳朴、村庄静谧，尊老爱幼、邻里和睦。铜仁的今天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还被评选为“西部名城”，人们待人诚恳、友善，逢年过节相互串门，走亲访友，主人杀鸡宰羊，设宴款待，其乐融融。

从以上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则取舍“大同”、“小国寡民”调和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然社会。朱光潜《诗论·陶渊明》中提到：“《桃花源记》所写是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无政府组织，甚至无诗书历志，只‘有良田美竹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境界颇类似卢梭所称羡的‘自然状况’。陶渊明身当乱世，眼见所谓典章制度徒足以扰民，而农业国家的命脉还是系于耕作，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在桑麻闲话，樽酒消忧，所以寄怀于‘桃花源’那样一个淳朴的乌托邦。”这种自然的社会，与铜仁淳朴无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有着极其的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文化有鲜明的民族性，也有鲜明的地域性。对于第二次出仕江陵，身处不同文化环境的陶渊明来说，能否认同当下居住地的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东晋时江陵地处武陵山区边缘，与贵州铜仁同属荆州。数百年来，武陵山区“武陵蛮”闭关锁族，与世隔绝，俨然一个老子笔下“小国寡民”的自然社会，而陶渊明为了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选择了归园田居，啸傲林泉，正是认同了武陵山区的蛮文化，他在武陵山区的见闻，为其晚年撰写《桃花源记》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