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民同甘共苦 还“同咸同淡”
关山远
“七一”又至,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7周年华诞。这97年,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势,亦有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比如,盐是今日寻常物,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执政伟大预演时,却一度陷入缺盐的困境。
以盐作为切入口,来观察中共党史的一段特殊时期,能够细细品尝到历史的滋味……
一
现代健康饮食倡导“少盐”,但长期没有盐吃,是什么感受?
盐,不仅仅是调味品,也是维持人体运转不可缺少的物质。盐分摄入不足,会导致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果穿越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那里的人是这样的状态:因为长期缺盐,到处都是“少白头”,人们的头发变白,食欲不振,四肢无力,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眩晕,甚至昏厥。红军战士们体质明显下降,部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当年缺盐时代的亲历者,对此有刻骨铭心的回忆。
1972年底,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即将复出,回京前,他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调研。邓小平第一次踏上江西的土地,是在1931年2月,这一年8月,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次年5月,又赴会昌担任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这次调研,他特地到了樟树县城南郊的江西盐矿,仔细地看了卤水库、平锅熬盐、盐仓和真空制盐车间。《我的父亲邓小平在“文革”》一书中写道:
“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个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个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对中央苏区缺盐的艰苦生活,也有清晰的回忆。1932年,她从苏联回国,在中央苏区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跟苏联时相比,苏区的生活质量,与苏联有巨大差距,《刘英自述》中写道: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个养病,一个养伤,一起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的一个空房间里,离少共中央局不远。傍晚散步,也常常拐弯进来坐一坐,说说笑话。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围剿’被打穿肠子。下面部队都很关心他,有了战利品,总是‘进贡’一点给他。稼祥同志会来招呼我:‘刘英,快来揩点油,改善生活嘛!’其实所谓战利品,大多只是一点面粉,一点盐。吃上一碗面条,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那时的生活确实艰苦,粮食不够吃,每人一个小蒲席包,挂上名牌,放进锅里去煮,干粥烂饭,还夹着沙子,直硌牙。缺油缺盐,有时只放一点又苦又涩的硝盐,更不用说吃什么菜了……”
中央苏区缺盐,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围剿”加经济封锁的结果。
1931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新《盐法》,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明令禁运、私卖。这一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国民党加大了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力度,他们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计口售盐”“封锁匪区办法”,宣称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
当年中央苏区境内不产盐,435万军民每月耗盐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造成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一块光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买不到自身重量的7钱3分,所谓“盐顶七钱三”,还常常有价无市。毛泽东1933年11月在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中记载了当时苏区的“天价盐”:“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还写道:“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做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已被“左倾”势力排斥,失去了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时任红3军团第4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说,“左倾”让苏区缺盐的状况进一步恶化,《黄克诚自述》中是这么表述的:
“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进一步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使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们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工运政策、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等,都‘左’得出奇,使自己陷入被动孤立的境地。在中央苏区内造成了新的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这样就只好没盐吃。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
二
193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夜幕四合时,瑞金县安治乡(因毛泽覃1935年牺牲于此,新中国成立后改为泽覃乡)一处偏远山村的废弃茅厕土坯墙边,有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挥锹刨土,不料土墙坍塌,她来不及躲避,摔进2米多深的坑里,一时动弹不得,大声呼救。幸亏有老乡经过,才把她救出来,紧急送到中央苏区红色医院时,已是深夜,她的女儿和女婿正在焦急等待。
这个老人名叫杨振德,她的女儿是邓颖超,女婿是周恩来。
杨振德是个很不平凡的女人,生下邓颖超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她靠行医、教书,一个人拉扯着孤女长大。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后,杨振德同他们住在一起,替女儿、女婿料理家务,送信放哨,并用行医的收入贴补家用。周恩来、邓颖超先后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杨振德随后也经过地下秘密交通线来到瑞金,并在红色医院当了一名医生。
好好当着医生,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刨茅厕土坯墙?
缺盐!
中央苏区没有盐吃,只能土法熬硝盐,取硝土作原料,熬制提炼食用硝盐。硝土哪里来?老屋墙上,地窖里面,甚至找棺材底下的泥,挖来煮出硝。这种土法熬制的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还有毒,但总比没有盐好。不过,即使是这种硝盐,也是极度缺乏的,周恩来因为长期缺盐,加上工作辛劳,身体状况很糟糕。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军事和组织部门主要负责人、苏区党和军队掌舵人。邓颖超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他假如要搞特权弄点盐,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周恩来坚持执行最低食盐定量标准,每人每月一律供应旧秤4两食盐,折合市秤才0.25斤。有一次他的警卫员瞒着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点盐,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1933年夏,杨振德出去挖硝土险遭不幸时,正逢中央苏区经济严重恶化,盐荒加剧,周恩来因为长期缺乏盐分,加上天热,晕倒了,当时他正骑马赶路,直接从马上掉下来,情形很危险。
杨振德急啊。她从硝盐厂打听到:只要能挖到20斤上等硝土,就可以换取二两硝盐。于是每天下班后,她习惯性地挑着担子带着锹四处转悠挖硝土,大家都在挖,她越走越远,终于找到了安治乡那个废弃多年的茅坑,茅坑墙上的土砖硝霜很浓,让她如获至宝……
周恩来一向孝敬岳母,但这一次等她伤愈后,他发了一通火,并把岳母辛苦换来的硝盐送给了中央红色医院。
今天读这段历史,怎不感慨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的品格、风骨与担当!
食盐供给,人人平等!毛泽东坚持每天食盐的最低标准,不多占一分,就像他在井冈山时,规定领导人晚上油灯可以用三根灯芯,这样灯会亮一些。但毛泽东坚持跟大家一样,只用一根灯芯。盐跟灯芯不一样,因为缺盐,毛泽东常常冒冷汗、脚发软。史载:有一次罗荣桓从前线带回两担优质海盐,分配给每位中央领导3小包,毛泽东三送三拒,在他的带动下,两担海盐全部送去了中央红色医院——当时药品奇缺,伤员只能用食盐水冲洗伤口。
当年中央苏区关于食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句话的版权属于谁?查阅史料,朱德与彭德怀都说过。其实,“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是当年中央苏区共产党员的共同价值观。
三
1934年1月25日5时25分,一声巨响,无数呐喊,红军将福建沙县(这个县的小吃如今遍地开花)的城门楼炸塌了,大军涌入城内,经三小时巷战,攻克了沙县,红军将士开心啊:城里,好多好多盐!
红军是当年1月8日开始攻城的,沙县城墙又高又厚,敌人防守严密,红军多次搭云梯强攻,均未成功。彭德怀决定改用挖坑道爆炸的方式,他亲自教战士们用土硝(苏区熬硝盐的副产品)、硫磺等配制火药。红军战士经十天十夜土工作业,将坑道挖到城墙下,但第一次炸开了城墙,却被敌人在城门楼的优势火力压回来了。彭德怀决定再挖,直接炸掉城门楼,又苦干了三天三夜,将足足7000斤黑火药装填在城门楼底下,起爆。这次成功了。
红军在沙县县城里,缴获了大量食盐,还有粮食、布匹和各种武器,这些缴获物资均为中央苏区所紧缺,时值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立即给攻占沙县的部队拍发了《奖励电》,称赞他们“在占领沙县的伟大胜利中,给予了第二次全苏大会以最光荣的礼物”。打沙县的是红三军团,大伙儿在城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开国上将王平时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他后来回忆说,接到命令赶到指定地点与红一军团换防,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见到王平第一句就是讨盐,“林彪看到我们穿戴整齐,还带着不少东西,非常高兴,头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我们把盐和腊肉分给红一军团一部分……”
中央苏区红军多次入闽作战,后人说起这段历史,常常称为“夺盐战争”。
盐,确实是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生死考验的一个缩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安民、执掌政权的伟大预演,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红军和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由衷感叹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条件之差,后人难以想象:外有强敌压境、严酷封锁,内有“左倾”错误、“崽卖爷田不心疼”。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法制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武装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干部队伍建设还有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有益探索,创造了很多光辉实践,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和组织、管理人才,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积蓄了力量,建构了坐标。
还是以食盐为例,国民党想以食盐禁运来困死共产党,能得逞吗?共产党的办法,远不只有熬制硝盐与“夺盐战争”。中央苏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打破食盐禁运:大力发展公营商业、发展消费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实行适度宽松的税收政策、加强对外贸易干部的培养,为保障流通,稳定市场,还设立了国家银行,发行货币、股票、兑换券、公债券……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银行行长。创业艰难百战多,作为中央苏区的理财人,毛泽民可谓殚精竭虑,比如,苏区发行纸币如何防伪?毛泽民日夜苦思冥想,晚上毛衣被油灯烧了,都不知道,后来他探索出来:在生产纸币的纸张时,加入一定量的羊毛,既可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毛泽民任银行行长时的会计科科长曹菊如,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十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多管齐下,政策对头,白区的商人都乐于跟苏区做生意,后人将之称为“赤白贸易”。尤其是食盐贸易,由于苏维埃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苏区群众和白区开明商人千方百计藏匿食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苏区。其办法之多、行动之隐秘,令国民党防不胜防,不得不承认:“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亦愈巧。”后人统计,当时群众送盐进苏区的办法有:把棉衣、棉裤浸泡盐水,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变成盐；将大毛竹的竹节打通,灌进食盐,密封好,做成竹筏,撑进苏区；把盐、药品装入棺材,后面跟一群披麻戴孝的妇女、儿童,扮成送葬队伍,走出封锁线；把粪桶做成双层,下层放盐,上层装粪,挑回苏区；有的妇女还把盐包捆在腹部,假扮怀孕,躲过敌人检查……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经济建设,始于中央苏区。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成立,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当年10月,国家外贸总局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跟蒋介石的矛盾,与陈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用苏区的钨砂换取广东军阀的食盐等紧缺物资。赣县江口外贸分局独当一面,为中央苏区解决了70%的食盐用量,被誉为“苏区第一海关”。
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会”报告中,自豪地说:“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历史研究者发现:当年,有两条秘密主干道,纵横数百公里,贯通闽粤赣三省边县苏区交通运输网,成为中央苏区南部最活跃、持续最久的贸易线,也是维系中央苏区经济命脉的南部秘密盐钨通道。这两条运输线上,始终上演着对食盐控制与反控制、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
这两条秘密通路,东西走向的叫“马克思路”,南北走向的叫“列宁路”。
四
电影《闪闪的红星》有个细节:潘冬子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潘冬子是虚拟人物,但这种送盐方式,是真实的故事。
《闪闪的红星》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部队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渡过了堪称中共党史、军史上最艰难的三年时间。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与围捕之下,红军游击队只能隐藏在深山老林中,风餐露宿,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换几个地方。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游击战争时说:“我们像野兽一样地生活。”他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描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三更长……”
在《赣南游击词》中,陈毅还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这是真情实感。如果没有人民支持,这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怎么可能坚持下来?敌人采取各种办法,封山封坑、移民并村,想阻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但群众利用初一、十五开禁日上山打柴的机会,带些粮食、盐、咸鱼和报纸、情报,在深山里到处丢,让游击队去拾。靠近大山的村子,敌人来搜山搜村时,群众就在山内山外、村内村外、墙头、树梢、窗口等地方做暗号,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及时避开了……
如果说,在红军长征前,群众冒险带盐进苏区,一部分是为了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当中央苏区已经沦陷,红军主力已经远去,国民党军队已对苏区进行了残酷清洗报复之后,这些群众,为什么还会冒着生命危险,用潘冬子的模式,为藏在深山中的红军送盐?只能说:因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伟大预演”,群众发自内心信赖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
今日读史,能够读出,当年苏区人民“一切为了苏维埃”,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令人震撼。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拥护,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确实赢得了人心,当年中央苏区有这样的歌曲:“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刘启耀,曾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打游击,一次战斗负伤后与党失去了联系,他装成乞丐,肩背讨饭袋,手拿打狗棍,在山区漂泊流浪。时间长了,他衣着褴褛,披头散发,成了人人嫌弃的叫花佬,但谁知道,这个“乞丐”居然腰缠万贯——那是让他保管的党的经费,他乞讨度日,忍饥挨饿,却没有动用一分公款。3年后,他找到组织,成立临时中共江西省委,他才把这笔金银拿了出来,作为省委办公费。
张其德,曾任中央苏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行长,他非常节俭,办公桌缺了一条腿,用砖叠起来顶住继续使用。在他的办公室兼住所,堆着大量食盐。有一天,张其德孩子来看他,吃饭时,桌上的菜寡淡无味,孩子误认为父亲忘了摆盐,于是就拿个小瓷瓢去装点出来。张其德立即制止了他:“不是我忘了放盐,那是公家的盐!”
长征途中,周恩来拍下一张戴军帽蓄长须目光炯炯的照片,西方人评价说:这就是圣徒的目光!
可以说,张其德、刘启耀,还有多少有名无名的共产党人,在峥嵘岁月,散发着圣徒的人格光芒,群众怎不热爱这样的人?
张其德和刘启耀都没有活到新中国的成立:1938年7月底,张其德在上饶英勇就义,时年64岁；刘启耀1946年病逝时,穿着破烂的长衫和补丁连补丁的单裤。
五
今天的江西宁都,饮食有一个特殊之处:所有的汤里,都不放盐。外来者第一次喝,很不习惯,还以为厨师忘了放盐,但宁都所有的汤,确实都不放盐。因为,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当年红军在这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也在这里爆发。那也是中央苏区缺盐最严重的一段时期。当初宁都人为了支援红军,倾尽全力,刮净了自家的盐罐子,没人舍得往汤里放盐……“喝清汤”这个习惯,就此传下来,成了当地独特的饮食口味。
历史看似已经远去,其实却凝固在今天的细微处,不经意间扑面而来,让人感慨万千,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