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 把忧患意识提升为了人生价值观

在战国时期，它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的。其一，主体的多层次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从战国时期忧患意识的主体来看，具备忧患意识的人们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战国以前，具备忧患意识的主体可分为两类：夏商时期有为的帝王、臣子与下层民众，西周春秋时期有为的周天子、诸侯与下层民众。到了战国时期，除了有为的国君以及下层人民之外，还多了一个“士”阶层。“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受过一定的教育。到战国时期，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巨大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革，随着各国官僚制度的推行，士就大为增加，形成了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士群体。士阶层依据他们掌握的丰富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国家和人生以及尖锐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观察和思考，形成了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成为“先秦时期的一种时代精神”。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具有忧患意识的主体很多，有周天子及王室大臣，有国君及其臣子，有下层民众，有说客游士，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派别的代表人物。可以说，由于战国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因而使得每一个有思考头脑的人都不断思索，或忧国之存亡，或忧理想之失落，或忧民生，或忧社会，或忧个体或忧群体，表现出相当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从忧患意识的内容来看，夏商西周时期人们关心的内容是原有政治格局的变化，即战争、王朝兴亡等。臣子关心的内容中，一部分是国家的兴亡，这是因为国家的命运与他们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另一部分则是“本枝百世”，关心的是本宗族的延续，这是分封制建立的结果。尤其是在西周末期以及春秋时期，由于社会变革的冲击，使得忧患宗族、忧患公室的现象极为明显，这种情况在战国时期就逐渐消失了。

而这种变化说明在战国时期由于世卿世禄制的破坏以及战争的打击，使得原有的世族打击殆尽，社会上已经基本上不存在绵长的世族与宗族，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忧患宗族的现象。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战国时期还有忧患王室宗族的孑遗。如战国时器《中山王口鼎》铭文记载了中山王口告诫嗣子要从燕国君臣易位终致亡国的惨痛教训中吸取教训，反复提到要牢记居安思危意识，以永保江山社稷之长久。其二，注重忧患意识发展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早期的忧患意识对战国时期的人们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继承性。

例如，在战国时期激烈的政治外交斗争中，即含有这种继承性。战国时人经常引用以往有关的忧患意识：“《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亡可翘足而待。” “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臣闻‘功大者易危’”，“臣闻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臣闻之‘同忧者相亲’”，“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知也”，“臣闻‘唇亡则齿寒’”，“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臣闻之也，‘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 ……古之所谓危主灭国之道必从此起”，等等。像这样的记载在战国文献中不乏其例。另外，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战国时期忧患意识突出了爱国主义，突出了关爱民生，增强了忧患意识的理论色彩等。

对于爱国主义之出现，张岂之先生认为，“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此话甚确，但是还应补充的是，如果说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是在秦统一六国时期的话，那么在与之不远的战国时期，就已经萌生了爱国主义的因素，另外，忧患意识总是与爱国、失国等联系在一起。应该承认，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忧患史上的重要一环，诸如爱国主义、忧民情怀都体现得非常鲜明。后世的范仲淹、文天祥等人与战国时期的孟子、韩非子、屈原等人一样，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并且他们的忧患意识明显地受到了前人的深刻影响，今天我们弘扬爱国主义，难道不也是提到屈原、文天祥等人了吗？所以说，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同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忧患意识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其积极有为的精神应大力倡导。

其三，突出了时代特点，以反映兼并战争与中央集权之现实为焦点。战国时期各大国所忧患的目标不再是能不能成为霸主，而是能不能避免亡国、夺取土地、彻底消灭对方从而扩张领土等。如前所述，战国时人关心的主要是“危国”、“亡国”、国危”、“国患”，忧患的是是否夺取或保存土地，如“赵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厚而益重”，“地大者固多忧乎？” “秦得安邑，善齐以安之，亦必无患矣”，“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君之为主正乱、批患、折难、广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当是时，卫危于累卵……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王献之秦，则上地无忧患”，“然而赵之地不岁危，而民不岁死”，“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均是聚焦于兼并战争的。

其四，表现出一定的成熟性。和以前的相比，战国时期忧患意识的最大的特征是表现出一定的成熟性。如夏商时期的忧患意识夹杂着宗教意识、人物形象和表现不突出、对自然忧患成分较多等原始性特征，西周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忧患诸侯、忧患君位、忧患宗族等，而战国时期忧患意识的视野要比以前的大得多。它不仅逐步摆脱了忧患宗族、忧患君位等狭小的个人圈子，而且把忧患的目光重点投向国家和人民，尤其是战国时期新崛起的士群体，“时代的地坼天崩使这些思想家们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他们都为一种社会的悲剧气氛和内心的忧患意识所笼罩”，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战国时期的忧患意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为增强。另外，这一时期的忧患意识还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忧天下”、“忧君”与“忧民”有机联系的思想，都是一种忧患哲学，而且还把忧患意识提升为人生价值观。关于这一点，张岂之先生认为，孟子的忧患意识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这些看法都是很精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