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看看清朝八旗兵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按照清代制度的规定，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或“旗下人”，人某旗也就是某旗人，他们的子孙也认作为某旗人。每3年后就会对八旗的户口调查一次，这其中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不许旗外人假冒人旗，同时也防止旗人离开。又按清制，“八旗子弟，人皆为兵”，只要男子满了16岁就可以“披甲当差”。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军队的官兵，他们会根据兵丁的区别，定出名额，由各佐领“挑补”，会分开来立营训练，这些认作“额兵”。除此之外，还有“随甲”，他们都是武官的随从。其余的均称“余丁”，不满16岁的则称“幼丁”，他们可以挑补为预备兵（称“养育兵”）。

到最后清代的八旗兵分为一次：亲军、骁骑、前锋、护军、步军。从这基本的5种类别中又可细分出一些兵种。在满洲入关之前，八旗兵是当时的正规军队，更是满州政府军事的主要支撑，那个时候作战主要力量，基本上就是满洲八旗兵，还有蒙古八旗兵，最后其次才是汉军八旗兵。不过满洲入关以后，3种八旗兵在作战中就处在并重的地位了。入关以后，八旗兵又成为保卫清王朝不可获取的手段，被统治者看作为“国家根本之所系”，八旗兵的职能和作用主要变成了驻防部队。八旗兵中中的一半驻防在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另外一半驻防在全国的各大城市。而政府对内对外的主要作战任务由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绿营兵”（亦称“绿旗兵）担任，八旗兵有时候也会有派出作战的，战争结束后依旧要回到最原先的驻防地。

由手八旗兵长期脱离战争，很多官兵基本上都爱做一些防范和压迫老百姓的事，正是因为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就直线下降，慢慢的就变成一只不能打战斗的军队了。顺治十四年53年），顺治帝已经公开承认：现在的八旗兵荒疏于武事，军队素质大大下降，已经不能与以前的八旗兵相比了。现在就来看看清朝八旗兵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到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八旗兵（包括汉军八旗）差不多已不能作战清政府只能用汉人的绿营兵进存行征则，每次作战，都是绿营兵在前，八旗兵尾随其后。然而，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在扰害百姓方面的本事却愈来愈大，康熙年间的王鸿绪曾指出：八旗驻驻防将领在当地恃威放肆，或占夺民田，或放高利贷，或强娶民妇，或乱抓人，或收罗流氓，经常干出种种坏事。

他还具体举出了在西安、荆州等地驻防的八旗兵扰民的事例。到到乾隆年间，八旗兵基本上都被腐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庆随乾隆到杭州阅兵，当地的驻防八旗军规给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有还从马上掉下来。嘉庆年间，征调去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满洲八旗兵，不说如何英勇的镇压起义军队，甚至在行走在路上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要知道当时起义军可是一帮乌合之众，可当时的八旗却连乌合之众都算不上。

八旗兵的生活全部依靠政府供给，因此旗人基本上都脱离了劳动，不事生产。入关以后，人口不断增加，而八旗兵是有定定数的，政府所供给的粮饷也有定额，许多旗人不能当兵，成为为闲散人员。而根据清政府的规定，旗人又不能离开本旗自谋生计。这样，仅北京城就有数十万旗人闲逛着，他们不做工，不种地，不经商，不读书，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于是，这些旗人就出入于茶馆、戏园、赌场、妓院等场所，每天都是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平时也不去部队训练，军队上上下下全是一帮游手好闲之人，最后都成了走两步都喘的人。最后还有人染上了吸鸦片这个东西。他们靠着朝廷所拨给的房地（旗产）和口粮，吃喝玩乐，完全过着寄生虫的生活。由于养尊处优惯了，这批人就愈发腐朽堕落下去。他们不仅不事生产，而且还奢靡成风，政府所供给的钱粮根本不够他们的花销，于是就只得靠借债典当或预支粮饷度日。由于旗人负债累累，“八旗生计”成为清政府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八旗兵是清政府的正规军，又基本都是本族的人，所以清廷对八旗生计还是十分关注及重视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最开始，清政府是采取赏赐银两和建立基金的办法。康熙年间，朝廷从国库拨出540万两白银为旗兵们还债，后来又从国库中拨银655万两作为贷款，建立旗兵生活和生息的基金，但这笔贷款的绝大部分，兵丁们不仅没用来生息，甚至连本钱也都给花光了，根本无力偿还，朝廷也只能作罢了之。到雍正、乾隆时期，朝廷也曾多次赏赐八旗兵丁银两，但这种做法除了能暂时缓和一下满族内部矛盾之外，并不能解决实际的的八旗生计问题，而且还明显地制造了满汉人民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成为引起民族矛盾的因素。

赏钱不行，清政府又采取了增加八旗兵额的办法。雍正年间，朝廷增设了所谓的“养育兵”，以安排闲散的八旗“余丁”。“养育兵”的数量从雍正时期的4800名，增加到乾隆时期的2．5万名，但人口增长实在太快，“养育兵”充其量只能吸收少数人，这种杯水车薪似的吸纳根本无济于事，仍不能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于是又想出新办法，让汉军八旗的人员出旗为民自谋出路，或者将驻防的汉军八旗改任绿营兵空出来的名额由满洲八旗闲散的“余丁”和少量的蒙古人补充，以扩大满、蒙八旗的兵额。可是，出旗的人数还是远远赶不上八旗人口的增长数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的生计危机。

清政府也意识到应该让八旗人员从事生产来自救。雍正初年，朝廷曾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地区设立“井田”，安置100户旗民去从事农业生产，并把这视为解决八旗人员生计问题的一个尝试，希望在取得成效后进一步加以推广。但是，八旗人员已经习惯于不事生产，让他们劳动难上加难。结果10年之中，100户旗民中有九十多户申请返回北京，试验宣告失败。乾隆年间，清政府再一次决定采取屯垦的措施解决八旗旗“余丁”问题。政府在拉林（今内蒙古境内）开垦荒地，建造房屋，想从北京选派3000户旗人去那里种地，最后只去了2000户，而且去了之后，许多人又逃回了北京城。所以，乾隆年间的“京旗移垦”就只能以失败告终。后来清政府又决定从北京迁移3000户旗人到双城堡（今黑龙江境内）垦种，结果果也只去了698户。这些旗人已经习惯于大城市悠闲的生活，不仅没有生产劳动的技能，更没有劳动的习惯甚至体能，哪怕让他们受领垦田，不干活坐收租息都不愿去。

孟子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忧患使人勤奋，因而得生；安乐使人怠惰，因而致死。其实这句话在上面说到的八旗军队中，得到的充分的体现。那个时候一个政府王牌军，到最后却变成了一盘散沙变成了寄生虫，虽生犹死，这就充分证明了孟子所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