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月光巷》：主人公的命运悲剧 是拜金和冷漠的双重牺牲品
1939年，英国伦敦。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站在维也纳同乡、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灵柩旁，用崇敬且悲伤的语调悼念道：“他使人更清楚地（而不是更幸福地）认识了自我，他深化了（而不是美化了）一整代人的世界图像……感谢他的贡献，使新的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自由、自知和诚实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
在比弗洛伊德小二十多岁的茨威格看来，这位长者亦师亦友，精神分析学说启发了他对人内心本质的探索和追问。
在茨威格的小说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雷泼莱拉》借用弗洛伊德的“性力”概念，以男主人一巴掌打在女仆屁股上，唤醒女仆沉睡多年的性意识引出种种反常行径；《心灵的焦灼》中霍夫米勒上校的三个梦，则直接化用了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梦境反映内心”的理论。
《月光巷》同样是一部以心理描写见长的小说，作者细致刻画了被金钱扭曲人格的丈夫、想争取自由却彻底丧失尊严的妻子，两人在无意识状态下的癫狂、迷乱。小说中以“我”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对男女主人公表现出似是而非的同情，则带有冷漠和虚伪的内核。
茨威格
01 写作手法：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对小说情节推进和主题呈现起到的三重作用
《月光巷》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视角，讲述了一位因不堪忍受悭吝丈夫而离家出走的妻子，最终沦落为巷口风尘女子的故事。失去妻子后，丈夫幡然悔悟，为了找回妻子倾尽家财，无奈悭吝本性难移，丈夫最终也未能挽回婚姻和两个人的命运。
小说中设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心理状态的呈现，它们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无意识理论高度契合。妻子龇着亮晶晶牙齿发出刺耳的狂笑，丈夫满脸通红全身战栗，弗洛伊德早期正是通过对这些“歇斯底里症”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人类精神活动，存在巨大的无意识区域。
弗洛伊德曾在《精神分析引论》等著作中提出，人的内心世界分为三个层次。“意识”是一个人所能感知到的内容；“前意识”是通过集中注意力，能够回忆起来的知识和经验；相对而言，“无意识”则是毫无理性的本能、性冲动。
无意识不被本人察觉，却能深刻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意识像海面之上的冰山，最显著却远非最重要，真正对心理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海面之下的无意识部分。抓住无意识的瞬间，可以窥见行为背后的动机，发现表象背后的真相。
茨威格是化用弗洛伊德理论的大师，常将人物坎坷遭遇所形成的复杂内心，包裹于无意识行为之下。在《月光巷》中，人物的无意识行为，至少起到三重作用。
l 无意识的疯狂行径，将夫妻二人的命运引向灭亡。在无意识的作用下，妻子呈现凶狠报复状态，丈夫则时而手足无措、时而爆发愤怒。两人谁都没有理性可言，任由无意识情绪主导，互相践踏人格、泯灭尊严，毁灭也就成了命运的必然。
l 无意识的自由联想，揭示出妻子的坎坷命运。小说中往事再现的情节采用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中的“自由联想”，让丈夫成为对“我”倾诉心中郁结的“患者”，在无意识状态下，说出曾经对妻子极尽侮辱的真相，使读者了解到眼下卑鄙、凶狠的妻子，有着怎样悲惨心酸的另一面。
l 无意识的动作表现，暴露了社会本质，揭示出小说深层次主题。代表社会主流视角的“我”，慷慨公义、气度凛然，表现出极度厌恶暴力、同情弱者的姿态。然而小说结尾部分，通过下意识地挣脱、赶紧逃走、心里发毛等几个无意识的动作和心理活动，彻底暴露了“我”的本来面目，揭示出现实社会的伪善和冷漠。
弗洛伊德
02 主题呈现：拜金主义扭曲了丈夫的人格，泯灭了妻子的尊严，冷漠社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茨威格描写无意识状态，调动起表情、动作、语言、内心倾诉等多种感官，使人物心理得以鲜活、立体呈现，揭示了小说隐含的意旨。
①妻子对丈夫的切齿仇恨，是对金钱使她丧失尊严的愤怒呐喊
小说描述妻子一见到丈夫，马上从浑浑噩噩的情绪中惊起，理性完全让位于无意识的报复情绪。作为阴暗巷子里的卖身女，妻子本来对“我”意兴阑珊，此时却变得异常兴奋，开始向“我”卖弄风情、投怀送抱，最可鄙的是，竟让丈夫给“我”——潜在的嫖客点烟，极尽对男人的侮辱。
丈夫对“我”倾诉原由，“他不由自主地说着，像在梦里似的”，从他的口述中读者得知，昔日丈夫握有家财，却把金钱看得极重，妻子使用每一分钱，都要向他表示哀求和感恩。丈夫享受着金钱带来的优越感和支配快感，他把这理解成对妻子的爱，可妻子感到的则是极度屈辱和折磨。
没有女人愿意从事一朝错入、终身沉沦的职业。妻子宁肯栖身于散发着腥臭味的阴暗小巷，委身于来往的海员和游客，也不愿跟丈夫回家，见到丈夫立刻激起无限的报复欲望。她曾经受过的屈辱和伤害，绝不是丈夫三言两语就能概括的，也不是几句开脱所能遮蔽的。
丈夫形容妻子，用了一个词“傲气”——一种极看重尊严的品格。但在金钱至上的社会，利益关系造就世道人心，妻子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渴望，被丈夫、被拐卖她的老鸨、被无数个道貌岸然的“我”踩在脚下。强势面对丈夫的表象之下，妻子实则是一个被社会现实践踏的可怜女人。
②妻子的精神折磨，让丈夫怯懦中隐藏着愤怒，他悲剧的根源在于对金钱的执迷
丈夫从一出场就是怯懦卑微的形象，“他身体蜷缩成一堆，抓酒瓶的手不住颤抖，面色憔悴苍白，头发又湿又稀地搭在脑门上”。在妻子的挑衅和刺痛下，他的身形越缩越小，卑微到缝隙里。
读者以“我”的视角观察，看到丈夫倍受凌辱、忍气吞声，很容易被“我”怜悯、支持丈夫的感情所影响。但是马上，一个无意识瞬间，让读者看清丈夫被金钱扭曲的心灵：当妻子拍打丈夫藏钱的胸口，“他像一个心脏病人心绞痛似的，突然捂住胸口，手苍白而颤抖，紧紧攥住上衣的某个部分”。
无意识状态下的夸张表现，让原本怯懦的丈夫突然森然可怖，老实委屈的表面下，被金钱的扭曲灵魂，昭然若揭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丈夫对妻子的爱并非虚假，哪怕妻子沦落风尘，他仍然不离不弃。可悲的是，他也不能放弃对金钱的执迷，两次差点迎回妻子，两次因为悭吝钱财的表现，让妻子再次看清本质、坚决离开，留下一句“让我安静吧！你让我感到恶心……”
这是一个被金钱和人心挤压到变形的男人，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施加给他的本性，使他无法摆脱对金钱的敏感。另一方面，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他又比谁都痴情于挽回被金钱伤害的妻子。在内心两种相反力量的撕扯下，他无法放弃又无从逃避，毁灭之神在向他遥遥招手。
小巷
③作为看客的“我”，貌似富有同情心，实则正是“我”的冷漠，成为压倒主人公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说中“我”是一个别有深意的存在。从开篇的描写中，读者可以知道，“我”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游人，闲适的心情和充裕的时间，表明“我”的身份脱离底层阶级，属于中上流社会。
在幽暗的小巷酒吧，“我”目睹着发生的一切。“我”对欺人太甚的卖身女，毫不掩饰不屑和鄙夷，对受尽屈辱的男人，表达着男人之间的同情和支持。
初读时，“我”是一个正派绅士，一个值得倾诉衷肠、愿意对他人不幸施以援手的人。当丈夫怀着这样的愿望，祈求得到帮助，并且预言“否则将有可怕事情发生”时，无意识再次暴露了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我下意识地想从他手中把胳膊脱出来，我感到心里发毛。我心里发怵，所以赶快逃走，怕被缠在这里……
底层人民的不幸过于真实，“我”被吓坏了。说到底，这不是“我”的事情，“我”的同情心，仅限于对妻子投以谴责的目光，给丈夫一个体面的握手。这是上流社会的行为范式，并非出于多大的同情，而是一种身份和教养的象征。
面对事不关己的麻烦，“我”急于脱身。然而在这场悲剧中，“我”真的只是个局外人吗？身份和财富代表着话语权的社会里，正是无数个“我”引导了社会对金钱的价值定义。“我”是制造丈夫扭曲人格的推手，是将妻子拖入深渊的驱动力量。
小说最后，茨威格留给所有读者一个悬念。遭到“我”的拒绝后，丈夫冲向妻子，他手里闪闪发光的是刀子还是金币？
从丈夫绝望的表情、冲动的姿态看来，毋庸置疑，他拿的是刀子。可为什么在“我”却看成了金币？因为“我”不愿承认造成了一桩悲剧，面对真相，“我”掏出一面道德滤镜，粉饰太平、美化自己。滤镜那边鲜血淋漓，滤镜这边依旧从容得体。
03 叙事角度：非戏剧化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制造叙事者与主角人物的间离感，使主题更加彰显
美国学者布斯认为，“非戏剧化的叙述者虽然与故事本身相间离，但是从小说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明确承担了叙述功能，而作者也就此把自己的叙述过滤掉了。”第一人称叙事以“我”为故事叙述者，读者能见到“我”之所见，读到“我”的价值判断，理解“我”的情感好恶。非戏剧化叙述，是指“我”只作为旁观者，不直接参与推动故事进程。
《月光巷》从一开篇就着意塑造“我”与周围环境的疏离感。从身份来说，“我”是临时落脚的旅客；从情感来说，“我”为既能满足猎奇欲望，又没有责任上的负担而感到惬意；从行动上说，“我”参与男女主人公的矛盾浅尝辄止，恰到好处地站在既能近距离观察，又能全身而退的位置。这与茨威格另一短篇小说《看不见的收藏》中，“我”虽为叙述者，却同时推动情节发展截然不同。
她那尖刻的声音和折磨人的恶行令我深恶痛绝……我对参与这种侮辱人的勾当极其厌恶。这是一种会令我无比陶醉，乃至流下眼泪的感觉。方才见到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情景已经远去，紧张的情绪变成了舒心适意的倦意，渴望把这种种经历过的事情变成更美的梦。
叙事结构服务于主题呈现，《月光巷》中男女主人公因社会冷漠走向命运深渊的主题需要“我”与环境相隔阂。从“我”与外界事物的隔阂，表现出“我”的谴责或同情，不过是上层阶级享受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快感，“我”漠不关心的态度才是内心实在，在仓皇逃跑时，尽显讽刺和荒诞。
04 结语
《月光巷》和茨威格的其他许多现实主义作品一样，都表达了底层人民的悲苦与挣扎。但再现底层人民命运，并非作者唯一关注的。在茨威格文学思想中，更有力道也更深邃的，是对社会环境的细致洞察与深刻认知。欧洲文明由盛转衰、社会道德逐渐沦丧的20世纪初，茨威格用纸笔向尘世投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以此来召唤在现实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仁爱与怜悯。
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