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当年：不该遗忘了的香港 “新界六日战”

这是一场极其短暂的战争，却是一段不容遗忘的历史！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24日，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北京条约》，将广东新安县属的九龙割让给英国。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借口法国租借广州湾会“严重威胁英国的香港”，强迫清政府重拓九龙租界，并于同年的6月9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要求租借面积多达975平方公里的“新界”，借期为99年，于同年的7月1日起生效。

1866年，广东新安局部图（今香港新界）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相关文件

当时港英政府并未急于接管新界，而是派遣辅政司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1858-1937)前往新界进行实地调查，于8月底完成了《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Report by Mr.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他在报告中详尽介绍了新界，并提出以尽量维持现状的统治方针管治新界。

1903年，骆克在山东

1899年，骆克、王存善等勘界委员会成员

1899年初，时任香港总督的卜力（Henry Arthur Blake，1840-1918）派数十名警察等进驻新界，欲修建警署；同年3月，时任香港警察司的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860-1922）率队前往新界的屏山和大埔，寻找适合兴建警署的地点，以便开展警政业务。

其时，梅含理选定大埔运头角的“旗杆山”搭建席棚，作为临时警署，准备在此举行接管新界的升旗仪式。

当时的港英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香港岛与新界的不同。港岛远离内陆，以渔民为主，生活简单，而稍有权势名望的家族，亦与港英政府接触甚深，接受洋化相对容易，因而反对其殖民统治的声音没那么强烈。

1898年，九龙中英边界的守卫

但新界不同，地处内陆，多是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民，有着成熟的乡绅体制，与官府来往密切，且乡民自小耳濡目染，感受到的是殖民者如何破坏自己的家园，外来传教者又是如何破坏根深蒂固的习俗，对其很是反感，尤以当地的乡绅为重。他们担心港英政府接管家园，自己的利益便遭到损害，故而对其接管新界充满抵触。

1899年4月14日，新界元朗、大埔一带的村民决定通过武力抵抗英国接管，聚集约2600名武装人员，燃烧了港英当局设立的席棚；4月15日，百余名英国士兵前往大埔进行镇压大埔，被当地千余名村民围困。

接管新界升旗仪式

1899年4月16日，芵舰“名誉”号载运一批正规军驶往大埔的吐露港，发炮轰击，掩护步兵登陆。

当时乡民领袖邓仪石派兵阻击英军登岸，遭到英军炮火镇压。英军击散乡民武装并占领大埔山头后，时任驻港英军司令的加士居（William Julius Gascoigne，1844-1926）和辅政司骆克进入大埔，举行升旗仪式，宣读条约和行政局命令，要求新界乡民服从英国管治。

升旗仪式上，骆克发表讲话

1899年，卜力向新界乡绅阐释管治原则

4月18日，其余起义村民在上村继续攻击，引起英军防御，并伺机进攻。当起义村民距离英军约200码时，英军以步枪开火，攻击起义村民；19日，起义村民寡不敌众，最终投降。

这场只持续了六日的反英斗争被称为“新界六日战”，时间虽短，但付出惨重。在这一场抗争中，约有500名的村民被屠杀。

晚清，新界元朗锦田吉庆围

如今，这场充满血腥的战斗已经过去百余年，早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世事变幻，我们已无从得知当年事件的残酷，但对于当时朴实的新界乡民来说，家园被外来者入侵占据，是一种痛苦悲愤。

正如《宝安县志》(1960年初稿本)曾刊载的起义领袖邓仪石所作的诗词：“河山割裂实堪悲，为避蛮气始徙岐；太息衣冠文物得，一朝瓦解属番夷。极目乡间何处是，茫茫东海去云浮。滚滚狼烟何日净？那堪回首九龙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