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深圳人口特征“三元结构”带来的问题

深圳人口是由“‘本地人、户籍移民、非户籍人口”3部分构成，这3部分人在居住区域、职业分布、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各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加大了文化整合的困难。

(一)本地人群体 本地人主要居住在原来的‘“村”中， 经济 来源主要是房屋出租、股份公司分红、工作收人或经营等几个方面，特区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他们以往的农耕、捕渔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仍保持着原有的村民生活的习惯，交往也主要是在原村民中进行。尽管每个村、甚至每个村民家中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租住房客(这些房客绝大部分是非户籍的中等打工者、个体经营者等)，但他们与房客的交往仅限于收房租。即使居住在同一栋楼，往往也会将自家居住的区域与出租的区域严格分开，有些村则把村民居住的区域与出租房的区域分开。村民在语言上以客家话和广东话为主。他们的行为方式主要是遵守传统的广府、客家文化的习俗。 本地人受惠于开放政策，他们不用面对外来人口创业之初的艰难局面，富裕的生活使很多人失去了生活的坐标，养成了坐享其成的惰性心理，较低的文化素质也决定了他们没有预见城市飞速发展对他们的冲击，于是很多家庭没有人工作，打麻将和饮茶耗费了他们的主要时光。经过20年的发展，当初政府的地价补偿已经用得差不多，子女长大成家分割了家庭财产，对集体分红的过分依赖和集体经济的下滑使相当一部分本地人在经济上慢慢在走向贫困化。相当一部分本地青年躺在集体分红的梦想中放弃了读书和个人的努力，甚至出现了一大批“‘四不”青年。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本地人在经济上的优势正逐步丧失，没有知识、没有很好的 教育 背景使他们越来越少有机会进人政府各级管理阶层，在深圳社会的高速发展中他们在逐步走向边缘，包括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但让他们融进移民为主体的社会，向移民那样敢为天下先，大部分村民既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也没有这种生存的压力和素质，固守原有文化，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是他们的生存状态。

(二)户籍移民群体 户籍移民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各类人才，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他们进人深圳的资本。“学历”是深圳最主要的准人条件，如1993年深发31号文件“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干部调配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调配干部必须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到1994年深人发1994年6号文件进一步提高了对调人人员的要求，规定“调人干部的文化素质要求，主要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对于具有大专、中专学历的人员，要从严控制。对于‘五大’毕业生，除具有特殊专业的，一般不予调人”。对于引进人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如2001年1一11月引进的23 500多人中90%以上具有本 科学 历，其中仅TI’业就有5 000多人，占本年全国IT专业毕业生的10% 。 户籍移民主要分布在机关、事业单位及 企业 的管理阶层，移民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户籍移民中有42, 1%在机关及事业单位，有25. 1%在是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有7. 8%是私营业主或个体经营者，一般体力劳动者只有3. 2%，还有15. 8%从事自由职业等，另外有6. 1%做了家庭主妇。在掌握话语权的新闻单位，几乎全部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媒介营造了移民的文化，而本地人的喜怒哀乐却很少在媒介关注的范畴。 户籍移民来自全国各地，据笔者调查，80%以上的人在单位或公共场所讲普通话，但在家里，有39%的人会讲家乡话，而老乡之间的交流，有56. 5%的人用家乡话。可见他们是集多种语言、多种文化于一身的群体。他们工作相对比较稳定，生活也比较安定，居住在政府的福利房住或微利房住宅区，少部分住在中、高档的商品房区。他们在人数上大约占深圳人口的1/10，但是他们在管理着深圳社会，在创造和引领深圳社会文化，是深圳精神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也享受着深圳良好的社会福利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这片热土上享受着自由的空气，成了深圳市民社会的主体。他们在居住区域、消费场所、娱乐方式等方面正在形成深圳这一群体独有的特点，与本地人、外来工具有明显的界限，这一群体内部由于地域来源的差异也具有一定的差别。

(三)非户籍人口群体 非户籍人口中一半以上来自内地偏远的 农村 ，许多方面与城市生活格格不人。到2000年末，居住一年以上的暂住人口308. 01万，占深圳总人口的71. 14%n。实际数量比这还要多，尤其是宝安、龙岗两区，大量“三来一补”企业中估计有20%左右的员工在普查时没有申报。非户籍人口主要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企业一线工人，绝大部分人居住在企业的集体宿舍或村民的出租屋，少部分居住在山间或一些偏僻的地域，以种菜或养殖、开办地下加工厂，或从事废品收购、补鞋等低级的服务性行业。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深圳温暖的气候给他们野外生存提供了便利，公园、山间、桥下、底下通道、深圳公共厕所等随便什么地方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是政府管理中定义为“三无人员”的部分。 外来劳务工是深圳人口的主体，出来“见见世面(31.2% ).“想学技术(26.4% )”和“家里需要钱(17.1 % )”是他们离开家乡的主要原因，他们从家乡完全封闭的本地文化习俗中走出来，失去了原来生活习俗的基础。在家乡他们属于有知识的青年，但是到了深圳，他们成了社会的最底层，没有稳定的工作。据23家相对较好的企业员工调查，平均做一份职业的时间不足3年，企业为了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一线工人中每年至少换掉1/3。面对这种频繁的职业流动，劳务工长期处于身心紧张的状态，如何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几百万劳务工来到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行为。他们需要学会城市的生活知识，更需要懂得在城市生活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但他们赖以生存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多数限于技术和安全生产方面。2 001年深圳企业员工调查显示，只有8%的劳务工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城市生活基本知识”的培训。劳务工对法律知识、 交通 安全知识、自我权益保护知识、以及生理卫生知识的缺乏使他们遇到问题往往不知如何解决，也不知道如何寻求法律的帮助。于是他们尽量容忍各种屈辱和不公，当实在忍无可忍时很容易产生极端的、反社会行为。如何能让处于流动状态的几百万劳务工理解和接受以诚信为基础的 现代 社会游戏规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管理者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外来劳务工在 政治 、 经济 、文化几个方面都属于资源匾乏的群体，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进人法规的制定、执行单位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被管理群体，是各种社会规则的被动接受者，没有合适的渠道表达他们的声音。在经济上，他们的收入也远远低于户籍人口， 企业 员工调查显示，户籍员工1999年的月均收人是非户籍员工的2, 39倍。非户籍员工中月收人在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约占25%，还不包括他们中相当比例的无业者群体。虽然目前这一群体还没有因利益不满引起聚合性动荡，但是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若得不到恰当的处 理，将是极大的社会隐患。 外来劳务工“身份认同的混乱”也导致了行为的失范。深圳没有给他们提供正式的接收渠道，歧视性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不断在他们与城市社会之间制造对立的情绪。2000年的移民生活状况调查显示，有59%的非户籍人口认为自己在心理上不属于深圳，他们生活在深圳却无法融人这个城市，在情感上怀念家乡却无法忍受其贫穷与落后，这种两难境地使他们时时处于一种角色冲突中: 农村 人和城里人、农民和工人、家乡与深圳，多种情况的交叉使他们成了社会体制与文化的“边缘人”。他们失去了原来生活区域的文化，又没有被同化进深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文化失范”的状态。这种心理的冲突势必引起行为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在这庞大而无序的人群中建立起契约化的行为规范并非易事。 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使劳务工难以确定人生的目标。深圳企业员工调查显示，在困扰劳务工的若干问题中排在首位的是“将来不知道怎么办”，问及对未来的设想，有41. 8%的劳务工表示挣些钱或学到技术后，将回家乡寻求 发展 ;有34. 4%的人期望能留在深圳发展，还有些人对将来没有具体打算，事实上想回家乡发展的劳务工中，绝大部分并不是不想留在深圳，而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解决婚姻等一大堆困扰着他们的问题。他们很清楚要在这个城市长期生存，就要长期面对动荡的生活，深圳的人才引进政策几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调人这里的机会，而没有户口，永远要过二等居民的生活，非户籍人口无法与户籍人口平等地享受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在住房、子女人学等多方面都要付出比户籍人口更大的代价，而他们的整体收人又低于户籍人口，在国内城乡界限逐步松动、农村户口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人城市后，国内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尤其是西部开发中的区域的吸引力逐步加大，更加大了非户籍人口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些使深圳新的社会规则的建立和实施将面对更大的困难。

深圳人口结构的失衡带来了文化整合的困难，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严格控制学历的人才引进政策导致严重的人口两极分化的现象，户籍移民在各个方面都与外来工具有明显的隔离，人口出现上小、中间细、下部庞大的葫芦型。城市稳定的人口结构集中在数量有限的高素质的移民和本地人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又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深圳缺乏稳定的、在人口数量和社会参与的各个方面都是主体的强大的中间阶层。外来工将这里作为人生短暂的释站，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因此缺少了形成契约化社会所需要的基本市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