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阿尔特：被忽视的“阿根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丨欧阳石晓

阿根廷作家罗伯特·阿尔特是个有趣的人。在“最受作家同行忽视”的阿根廷作家排名中，他榜上有名。然而，在“同行心目中最优秀的阿根廷作家”排名，他也名列前茅——这是两张矛盾的榜单。他的威望、才华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从不亚于那些瞧不起他的同行们。可又为何“受忽视”呢？

罗伯特·阿尔特：

“靠写作为生是一件非常艰难且令人痛心的事”

1900年4月26日，罗伯特·戈多弗雷多·克里斯托弗森·阿尔特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卡尔·阿尔特来自当时隶属东普鲁士的波兹南，德语为其母语；母亲则来自说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这使阿尔特具有先天的语系特色。

阿尔特的父母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浪潮来到阿根廷定居。当时的阿根廷凭借肉类和粮食的出口，经济蓬勃，在世界最富国排名前十。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大陆南端的小港口，一跃成为灯火通明的大都会。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阿根廷政府鼓励欧洲移民进入，人口每二十年翻一番，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减少。

这些欧洲移民大多来自小镇或村庄，他们深受战争和贫穷的困扰，将全部希望寄于阿根廷的田野。然而，抵达后却发现这里的土地被少数人掌握，他们只会再次沦为廉价劳动力。于是，不甘心的移民返回港口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企图在那里开辟新生活。

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欧洲移民

那段时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迅速扩张，却也不足以为移民们提供充足的住房。无奈之下，移民们不得不群聚而居——多户人家合租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每户只租一个小房间，屋子的内院则成为各家各户的公共舞台。这便形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杂院”。在这里，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掺杂了多种欧洲俚语的黑话发芽滋蔓，妓女、暴力事件和街头犯罪频繁出现。杂居其间的人们，不仅要努力适应一个崭新的国家，还必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与敌意。

好在，文化融合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些珍贵的新事物。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各自的头脑装满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各种书籍承载着形形色色的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生活就此活跃起来，报刊、出版业和文学运动欣欣向荣，探戈也开始流行。

这便是阿尔特的生长环境，也是阿尔特笔下的世界，危险刺激、混乱芜杂。

《七个疯子》， [阿根廷] 罗伯特·阿尔特著，欧阳石晓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版

挣扎在底层生活中，阿尔特的父亲频繁地更换工作，最终也没有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只有阿尔特一人侥幸存活。童年阿尔特焦躁不安，无法适应严格的学校教育，九岁便辍学在家，在父亲的极度暴力下成长。对他而言，“父亲”意味着“恐惧与憎恶”，《七个疯子》中埃尔多萨因对羞辱和痛苦的描述即是童年回忆。十六岁时，阿尔特不得已离家出走，靠打各种杂工为生。他做过油漆工、铁匠学徒、砖厂工人，也做过书店职员。

在各种劳作中，阿尔特爱上了读书。他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出入当地的街区书店，阅读各种能够找到的图书，甚至租借、倒卖。除了热衷于小说和杂文，他也喜欢钻研技术手册、科普读物和神秘学方面的书籍。尽管生活相当拮据，他还是在弗洛雷斯街区、文学聚谈会、公立图书馆，以及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影响下逐步建立了自我的文化疆域。

1920年，二十岁的阿尔特成为一名记者。最初他负责犯罪版块，后来开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速写”（Aguafuertes porteas）的专栏，阿尔特此段时间的写作被认为“以特有的直率和朴实的风格”，描写了“阿根廷首都日常生活的奇特、虚伪、陌生和美丽”。他的第一部小说《愤怒的玩具》（El juguete rabioso）于1926年出版，但并未引起多大关注。被阿尔特视为最重要作品的《七个疯子》在1929年10月出版，同样反响平平。续集《喷火器》（Los Lanzallamas）于1931年出版。次年《魔幻之爱》（El amor brujo）问世。他也写过几部戏剧，虽然都被搬上过舞台，但也没为他带来多大名声。完成所有这些后，阿尔特刚刚三十二岁。

罗伯特·阿尔特

除了写作，阿尔特对发明也近乎痴迷。

他曾经尝试发明邮戳和压砖头的机器，但都相继告败。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在笔记本上计算、做笔记。没人明白他对科学、机械方面的实验和发明的热忱到底来自何处，或许与他大量阅读的技术手册和科普读物不无关系。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不会滑丝的女性丝袜，甚至获得了专利，但最后也没能取得任何成果。这正好解释了《七个疯子》里的埃尔多萨因种种“疯狂”的行为——真实生活中的阿尔特，也曾试图通过实验和发明来获得名声和财富，但终究是泡影。

总之，无论是写作还是发明方面的努力，都没能给阿尔特带来稳定富足的生活。但阿尔特还是承认自己是为写作而生。他坦言：“当我想要写作的时候，会在任何地方写，在任何一张纸片或任何一间环境恶劣的房间里。”但同时他也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在他看来，“靠写作为生是一件非常艰难且令人痛心的事”。

阿尔特和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女，后妻子因肺结核去世。再婚后，他开始以记者的身份周游西班牙、巴西、智利等国。1942年，阿尔特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未能亲眼见到儿子罗伯特的出生，时年四十二岁。

罗伯特·阿尔特和他的妻子

在20世纪初的作家里，非常少的人如阿尔特这样，出身中下层阶级的家庭、双亲为贫困移民。他没有博尔赫斯的欧洲教育背景，更不能与像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这些天然上层阶级作家相提并论。放到今天来说，阿尔特受到的教育是一种草根的教育，他的文化是一种“混杂”“生猛”，类似“大杂院”一样的文化。而他在写作中所使用的语言，更是一套将原生的意大利语-德语母语语境，夹杂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西班牙语，混合不时灵光一现的当地黑话，所融汇在一起的独特而私人的语系。

《七个疯子》：

“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刽子手”

《七个疯子》之所以被公认为阿尔特最出色的作品，正是因为，在阿尔特混杂又生猛的文笔驱使下，这部小说既荒诞又清醒，充满了难得一见的诗意。

疯子们想要寻找纯净的愿望、寻找天堂，却不断被现实唾弃。生命中只剩下痛苦和羞辱。也许正如埃尔多萨因向妻子倾诉的那样，这种折磨始于童年。他的父亲不仅会严刑惩罚他，还会让他对未来也充满了恐惧，比如将惩罚延迟到“明天”……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最终只能在想象和疯狂中得到暂时的逃避和安宁。因此，成年的埃尔多萨因与小说里的其他主角一样，因无法忍受痛苦和憎恶而产生了推翻这个社会——这个充满了谎言的社会——的想法。

小说里华彩的部分是“占星家”那场深入哲学和政治领域的演讲，最终抵达的却也只能是人性的荒谬之地。“占星家”意图的毫不掩饰，“通过摆布愚昧且痛苦的大众来制造暴力叛乱”，即使在阅读时，也能使人感受到一阵“竟与现实如此相似”的触目惊心。至于用哪种意识形态来征服且奴役人类——三K党激进的至上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这对“占星家”们而言并不重要。

此外，这些疯子们的想法却极具预见性——这也是让所有读过这本小说的人，印象深刻且不寒而栗的一点。1930年9月，也即小说出版后几个月，阿根廷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现在来看，那只是以后几十年中，多场军事政变的起始；在同一年，阿根廷陷入经济大萧条。小说中真假难辨的“少校”提出创建一个虚拟的革命军，专门进行恐怖袭击，从而激起全国的革命动荡，这个提议却成为日后阿根廷现实政局的模型。可以说，这些与现实对照的点正是这部小说的讽刺性所在，尤其它创作于“二战”和阿根廷军事独裁的黎明时分。

《七个疯子》封面图

《七个疯子》不是一部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的小说。阿尔特一再重复相同的心理活动、谵妄的个人独白和层层交织的噩梦。然而，这也正是小说所要展现的：一个彻底迷失的灵魂，试图在最堕落的生活中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伟大和崇高。阿尔特曾在该书的注释中说过，假如犯罪行为并没有伴随着一系列扭曲、紧张且痛苦的内心活动，那么他对于描写犯罪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刽子手”，而阿尔特想要做的，无非是通过他的文字将这一事实展现出来。这部小说就像一口由层层黑暗堆积而成的深井，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提心吊胆地站在井边，观望黑暗；能够在井边坚持读完它的人自然会对那个难以定义的、叫作“人性”的东西了解更加深入一些。

评论家常常批评阿尔特的文字重复过多、语法错误频繁且逻辑荒谬，这却正是由阿尔特“大杂院式”的教育和成长背景所导致，亦是他写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这种按图索骥式的趣味。

《七个疯子》里充满了闪光的梦呓、诗意的浑浊以及令人难以忘怀的迷人片段，我难忘的部分很多，比如：

“一束阳光从半开着的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射进来，仿佛一条硫磺棒，将黛青色的氛围切成两半。”在描写昏暗的酒馆的同时也将人物内心的浑浊烘托出来。

在提到即将执行的杀人计划时，埃尔多萨因说：“您知道，在夏天即将到来之前死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还有另一处，阿尔特用“雨水让沟渠里响起短暂的蛙叫声”，精炼地描绘出那一刻的气候氛围，或用“他的悲哀犹如铅球一般，在橡胶墙上弹来弹去”，巧妙地用带有破坏力的物理画面来描写抽象的感受。

作为译者，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精确地还原阿尔特的文字和意象，避免添加任何我个人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希望这部小说最原始的力量——那种西语里天然的跳跃、疯狂和伟大，能以中文的形式重现在字里行间，以最本真的面貌再度跨越时间。

欧阳石晓，西班牙马德里，2019年12月22日

本文系《七个疯子》译后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欧阳石晓

摘编丨严步耕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