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家为何难出状元?并非他们不努力而是另有原因
科举时代,大多数进士出身的人除了自己十年寒窗苦读和运气外,另一制约着他们能否中举的关键因素便是家庭经济情况。从古至今,都说寒门难出贵子,就清代的114位状元来看,的确验证了这一说法。
从目前的所见资料来看,清代状元中出身寒门的并不多,因为考个状元的确太难了,首先生活先得有保障。从白身到秀才,到举人再到状元,必须通过三级大小共十余次考试,而且除最后一次殿试为等额考试,不再淘汰外,其余每次考试录取的比例都很小,竞争十分激烈,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每次考试都顺利通过。
在清代,最早考上状元的是24岁,最晚的是59岁,平均夺魁年龄在34岁以上。若从16岁考起,时间最短的得考8年,最长则要考一辈子,平均要考近20年。要应付这样长期的考试,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显然是不行的。
清代状元中,出身最低贱,家庭最贫寒的是最末一科的刘春霖。他是唯一有明文记载,真正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的读书人。刘春霖出身于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魁书是个老实淳朴的农民。刘春霖10来岁时,家乡灾害频仍,难以为生,其父不得已而投奔保定亲戚家,几经托人才在保定府谋了个差事。
刘春霖和他的哥哥留在家乡,依靠伯父,白天下地干活,夜里刻苦读书,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多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直到17岁考上秀才,情况才略有好转,不再挨饿了。
另一个出身较低贱的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状元李蟠。李蟠的祖父是给人做长随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奴仆身份。《清稗类钞》第七册《异禀类》也说李蟠参加殿试时,是带着36个馒头进场的,而《历史大观园》中,说翁同龢殿试时身上带着两支人参,相形之下更显出贫富的悬殊。
还有几位状元出身未必低贱,但考上状元前,家境不好却是明显的。最惨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状元、浙江嘉善人蔡以台。《清代野史大观》卷五、《清稗类钞》第五册都说他是赤贫至孝,无力奉养母亲,为此,曾一度卖掉了自己的妻子。
湖南茶陵的萧锦忠,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状元。《湖南省志·人物志》和《茶陵县志》都说他早年家贫,所读的书都是亲手抄录的。
江苏溧阳的马世俊,是顺治十八年(1661)状元。此前他应考达30年之久。邓之诚《清初纪事初编》说他因家贫,“故其诗多酸辛之语”。马世俊自己有一首《泣血词》说:“双耳闭桃园,万虑忧米薪。”在中了状元后所举行的“归第”仪式中,他因备不起马车,只好徒步归寓。
江苏江宁人秦大士,为乾隆十七年(1752)状元。陈康祺说他未第时,家道中落,人口又多,家中无力供他读书,他只得卖字自给。钟骏声,浙江杭州人,咸丰十年(1860)状元,《湖墅小志》也说他“家贫,以笔耕糊口”。
龙汝言,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九年(1814)状元。《清稗类钞》第二册说他幼年家贫,靠其岳父扶植成人,长大后便招赘为女婿,以致中状元后,家里还是老婆说了算。
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姚文田,为嘉庆四年(1799)状元,据记载,他年轻时家里很穷,其父客游四方,其母沈太夫人每天教他读经,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安徽太湖人赵文楷,嘉庆元年(1796)状元,他夺魁前十分贫困,无以为生,自幼流落到太湖毗邻的湖北黄梅。黄梅布衣黄利通先生见他聪明过人,便收留了他,并教他读经史,学八股文,拿他当儿子看待,长大后还招他未上门女婿。此外据《啸亭杂录》记载,乾隆朝状元张书勋的家境也不好,较为贫寒。
从以上可以看出,清代114个状元中,只有11人是出身寒门,约占总数的10%。这个比例在清代所有进士中同样也适用,这都说明在科举时代,大多数取得功名的读书人,背后都有强大的经济作为支撑,贫寒子弟尽管也能登第,但机会明显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