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眼中的备胎坐骑：骑驴归骑驴 关键时候还得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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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骑着“疲驴”，背着锦囊，瞎溜达时想到好句子，就写下来放进锦囊里；
贾岛在驴背琢磨诗，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一不留神就冲撞了韩愈的仪仗
这些驴背上的才华超卓命运多舛的唐代诗人被宋朝人所热爱。于是，我的不幸就仿佛和他们的不幸相通，进一步，他们的才华也仿佛和我的才华相通。所以，我可真是个怀才不遇的人啊。
三彩驴，唐，1955年西安东郊十里铺第337号 ，唐墓出土，高16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汉时期，驴子应该已经算不上奇畜了。
贾谊 《吊屈原赋》中云：“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
这句大意说，驴和牛拉着人坐的豪车，却用宝马去拉货，比喻人才选拔机制中的逆淘汰。贾谊是西汉初年的人，显然已经很熟悉驴子，而且把它当作水平不行的象征了。
当然，西汉养驴还不如后世普遍，大概也是事实。原因是西汉人养马的数量，恐怕是后世任何中原王朝所不能比拟的，骑母马参加聚会都觉得丢人的西汉，驴当然也就少了。
要说和人类亲近，马大约仅次于狗 （毕竟猫主子太高冷）。马奔跑起来，速度快，耐力好，还平稳，用于骑乘的动物里，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但养马的成本很高，需要大片开阔地做牧场。所以当人口增长土地紧缺的时候，牧场被改成农田，马也就很难养下去了。而且马的习性，还是比较偏好寒冷的，所以如果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养马的困难也会增加。还有，马毕竟是体型比较大、有时也有点暴脾气的动物，驾驭烈马，需要健儿。这时候，就需要寻找马的替代品。你的财富或者体质不足以骑马，那就找个别的牲口骑骑。
那么谁能成为马的头号替补呢？
谁是马的最佳替补？
首先排除掉骆驼。骆驼脾气坏，体臭大，智商低，而且5岁才成熟，三年才生一胎，还需要长时间在外放牧。可以说马的毛病它也有，马没有的毛病它还有。骆驼的好处是可以长时间不喝水，但黄河流域这个优势意义不大，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更是如此。事实上，除了别的牲口都坚持不下来的沙漠地带，指望骆驼都是不划算的。
牛比马便宜得多，力气很大，这是它的长处。牛跑得比较慢，这个问题还好解决，因为很多时候你并不需要开得快，正如今天你的车最大时速是多少，通常也没啥意义。何况还有号称 “八百里”的犍牛，据说速度很可观。但有个麻烦没法克服，牛的脊背太宽了，身体柔软的小牧童在牛背凹各种造型可还行，成年人在牛背玩劈叉，那个骑乘体验就太不舒服了。而且以牛的体格，要是发起牛脾气来，也太危险。如果马对应今天的高档轿车，牛对应的并不是低端车，而是拖拉机、挖掘机之类。
陶牛车，北齐，1955年山西太原出土，车高31.2厘米，牛高23.2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所以，名士喜欢坐车的魏晋时代，牛作为系驾工具，风光过一阵。但骑乘流行之后，牛的位次就不得不往后排了——朝鲜诗人倒是一直喜欢骑牛的，算是礼失求诸野了。
这么一比，驴子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
第一，驴子性成熟早，生育力强，自然价格也就便宜。
汉灵帝时代，因为皇帝喜欢驴子，导致驴子价格飞涨，几乎追上了马，但帝王的偏好搅乱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不是正常现象。我们以诗人的形象和驴子紧密结合起来的宋代为例：驴子的价格一般是十贯左右，个别特别优异的驴，可以卖到几十贯。而史料中宋代马价的数据很多，波动也很大：如朱熹检举台州知州唐仲友，有一条罪名是唐仲友的亲戚受贿，“马一匹，连鞍直钱一百贯”，辛弃疾曾用五万缗钱采购马五百匹，折算下来是每匹一百贯。这都算很低的价格，因为每匹马二三百贯乃至五百贯的记录，也绝不少见。这都是普通的马，至于名马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那贵起来是没边儿的。（程民生 《宋代物价研究》）
而且驴子不光售价便宜，保养起来也便宜。驴子对粗纤维的消化能力强，吃得粗，消化道疾病少。简单说就是身板儿虽小，但结实扛折腾，不像马，需要懂马的人精心伺候。
第二，驴子作为骑乘工具，有很大的优点。
驴子没有马的速度和冲击力，战场上作用绝不能和马比。但是腰肢短瘦又坚强，运步灵活又平稳，骑驴比骑牛是舒服多了。驴子的耐力很好，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那位阮籍，被任命为东平相，《晋书》说他是骑驴上任的，以今天的公路里程计，他骑驴赶了将近500公里的路，可见驴子慢慢悠悠走长途的能力，还是很可观的。
而且，战场上的劣势，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是长项。驴子体型小，意味着破坏力也小。虽然驴子胆小执拗，但是性格温顺，驾驭起来比较容易，所以才会有“小媳妇骑驴回娘家”的经典画面。
明确了这两点，那么结合着广大文人的经济水平和瘦弱的身形 （虽然胖子而兼作文人的，数量并不少，但毕竟以瘦子为idealtype），可以说为什么会有文人和驴子的组合，我们已经找到了庸俗的理由。
《高逸图》 （局部），唐，孙位，绢本设色，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描绘竹林七贤中四贤的故事
不得不骑驴的委屈
文人和驴，彼此的气运兴衰，确实高度关联。
文人这个词，虽然出现很早。但如《诗经·大雅·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这是对有文德的祖先的一种尊称，和后世说的文人，一点关系也没有。
今日一般所谓的文人，这个群体萌芽于两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
汉朝的风气，是质朴雄浑刚健的，这个时代零星出现了一些文人，往往也缺乏文人的自觉，就跟着质朴雄浑刚健起来。一质朴，看待事物的标准就容易比较简单，马比驴子跑得快，所以马就是比驴好。前面引用的贾谊那句话，就是把自己代入了马，而以为那些无能而窃居高位的人是驴。另外一些例子如：
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史记·日者列传》）
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刘向 《九叹》）
意思都类似。总之，他们觉得自己是千里马，和驴之间就没什么共情。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文人多了起来。不过如前所述，当时还是流行坐车的，拉车的话驴子不但不如马，比牛也没有优势。所以像阮籍那样骑驴是罕见的现象，名士文人和牛建立深厚感情的故事，要多得多。
喜欢驴的文人当然也不少，但主要不是把驴当作交通工具，而是爱听叫驴嗓子。
建安七子的王粲去世，魏文帝曹丕主持他的追悼会。曹丕说：“他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嗓子给他送行吧。”于是大家就都一起学驴叫。类似的事例，文献中还有一些，可见这虽然还算不上风气，但也是不少名士喜欢用来彰显个性的动作。
魏晋名士挺喜欢弄出一些刺激性的声音的，驴鸣之外，还喜欢吹口哨，即所谓“啸”。若穿越回魏晋时代，别人不敢说，郭德纲老师想必还是稳稳当当可以做名士的。
唐朝和宋朝的情况，严格说来很不同：唐朝疆域广大，有众多优良的马场，所以唐朝的马比宋朝多得多；但唐朝科举录取率低，印刷术不普及，学习成本高，所以唐朝的文人却比宋朝少得多。
所以唐朝文人骑马的比例，肯定比宋朝高得多。《唐摭言》记载，唐懿宗咸通年间，朝廷突然想起一条老规矩，官阶七品以上应当乘马，官阶低于七品只能骑驴，那么来长安城赶考的考生骑马，当然就属于僭越，必须禁止。害得这些举子们只好纷纷找驴换马，其中有个叫郑昌图的，是个大块头，于是有人作诗嘲讽说：
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轴长鞦满九衢。
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这不是嘲讽郑昌图一个人，也有对朝廷拍脑袋定政策的怨怼，和诉说众多文人不得不骑驴的委屈。
《灞桥风雪图》，明，吴伟，绢本水墨，纵138.1厘米，横10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骑驴盛世的到来
到了宋代情况就完全变了。产马区基本沦陷，穷书生数量激增，马成了稀缺资源，文人才真正和驴子打成一片。
当然，也是宋朝才真正奠定了文人内敛高雅的情致。看起来很丑，但其实很美；看起来很离谱，但其实真正把握住了精髓；看起来很卑贱，但其实包孕着极其崇高的境界；看起来很失败，但情怀的光辉，照耀进遥远的未来凡此种种态度，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到宋朝人手里，才真正发展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驴子虽然廉价，却是寄托这种情致的极好载体。
当然，作为善于发思古之幽情的宋朝人，不可能宣称是自己发明了推崇骑驴的新风气，所以要回头到历史中去找资源——唐朝诗人骑驴的资料，虽然不被唐朝人重视，但确实是真有的。
一个特别被注意的诗人是孟浩然。虽然孟浩然骑驴的故事，最早似乎只见于晚唐一个不知名的诗人的作品，但苏东坡可是明明白白写了，“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等几首诗。这相当于一个小透明说了个段子，被大V转发，然后这件事就被当作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杜甫确实是骑驴的，他写过，“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但也没讲太多。宋朝人就给杜甫画像，再配上诗歌说：“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髯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工夫画我无？”
宋朝的有识之士当然看出来了，杜甫怎么可能会写这么浅白无余韵的诗？肯定是“好事者为之”。但架不住这种图文并茂的东西容易传播啊。就像今天，有人写“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啥啥啥”，一般人也就接受了，捧着鲁迅全集跟吃瓜群众解释，这话鲁迅没说过，是会累死的事。
何况，确实有真正的高手加入塑造杜甫骑驴形象的队伍中来了。首先又是苏轼，“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还有陈师道：“杜老秋来眼更寒，蹇驴无复逐金鞍。”黄庭坚：“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老杜骑驴应该是什么样，也就不能不如在目前了。
《杜甫骑驴图》，南宋，牧溪，纸本水墨，纵89.3厘米，横31.1厘米，现藏日本福冈市美术馆
李贺骑着“疲驴”，背着锦囊，瞎溜达时想到好句子，就写下来放进锦囊里；贾岛在驴背琢磨诗，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一不留神就冲撞了韩愈的仪仗这种经典段落，当然也被宋朝人反复念叨。
总之，这些驴背上的才华超卓命运多舛的唐代诗人都被宋朝人所热爱。于是，我的不幸就仿佛和他们的不幸相通，进一步，他们的才华也仿佛和我的才华相通。所以，我可真是个怀才不遇的人啊。
当然，大量有驴的口水诗里，宋朝人也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真正骑驴好诗。如苏轼著名的 《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雪泥鸿爪、新塔旧题之间，非得是一声驴嘶，才衬得出这天地间的虚妄与苍凉，马鸣牛吼，相比之下都差点意思。再如陆放翁这一首：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首诗的分析太多，想说一句的倒是：杰作的产生，往往需要无数平庸之作甚至垃圾作品打底，几乎是古今中外的通则。所以有时候对没什么营养的文化娱乐产品，可以瞧不上，甚至用最恶毒尖刻的语言挖苦吐槽，但封杀就不必了，因为那也许是在毁掉潜在的杰作。
《蹇驴云栈图》，清，陆沅，绢本水墨，直径27厘米
毕竟还是要骑马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一个宋朝人在写诗作文和填词的时候，好像不是一个人。比方说欧阳修吧，看他的诗文，无论如何觉得是个正经人，读他的词，就觉得怎么像个失足妇女，有时又似乎是个怪蜀黍。又有人说，读苏东坡的文章，觉得才情很好，但没什么文化，读苏东坡的诗，觉得学问很好，但没什么才气，但困倦的时候读一读苏东坡的小词，“亦觉神王”，特别提神醒脑。（王世贞 《艺苑卮言》）
在骑驴的问题上，这点表现得也很明显。一填词，宋人就不骑驴，还是要骑马了，有人统计，《全宋词》中马的意象出现了1800多次，而写到驴的，也就是30多首。（王慧刚 《骑马与骑驴——宋代词人的审美选择与文体认知》）
可能是因为，诗歌是表现诗人的气节的，我很穷，但是我很骄傲，所以不妨骑驴。但“词为艳科”，很重要一个功能是用于和欢场女子交流，骑着驴堵在妓院门口，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只怕要被老鸨大扫把伺候。
追女生的时候，总是要舍得花钱，才撑得起排面的。唐传奇 《霍小玉传》里，讲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益，第一次去会名妓霍小玉的时候，特意去借了“青骊驹，黄金勒”。李益本来很穷，日常大约是骑驴的，但这时候必须要有一匹装饰华丽的好马。另一篇传奇 《任氏传》里，写一个叫郑六的，骑着一头驴，看见美女就连搭讪的勇气都没有。
宋代虽然马更贵驴更普及，但正因如此，要写出风月场中那种淫靡豪奢纸醉金迷的气氛，坐骑更加是非马不可的。下面我摘一些名句，但马替换成驴，大家体会一下效果：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驴倚斜桥，满楼红袖招。（韦庄 《菩萨蛮》）
不考虑平仄问题，“骑驴倚斜桥”本无不可，但接下来好像应该是写写雪地红梅什么的，而跟“满楼红袖招”是衔接不上的。又如：
停蹇驴，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夏竦 《鹧鸪天》）
门前杨柳绿阴齐，何时闻驴鸣？（欧阳修 《阮郎归》）
碧雾轻笼两凤，寒烟淡拂双鸦。为谁流睇不归家，错认门前过驴。（苏轼 《西江月》）
金鞭美少年，去跃青骢驴。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晏几道 《生查子》）
《驴背敲诗图》，1885年，任伯年，纸本设色，纵35.5厘米，横35厘米。贾岛在驴背琢磨诗，是推好呢还是敲好呢，一不留神就冲撞了韩愈的仪仗，这种经典题材，常见后人画作
画风好像变得都很清奇。苏东坡曾问秦少游，最近有什么作品，秦答：“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苏东坡评：“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这是马的待遇，骑驴就不能有这十三个字的排场了。
正如知识和品位，不能通过肉体传播，写到情欲的世界，宋人为驴子精心建构的文化内涵，就一点不派用场。还是骏马所代表的富贵与精力，更具简单直接的美感。
最后拐一句，驴子在西方文化中象征什么，与在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毕竟驴不如马强壮迅捷却比马便宜，这在欧亚大陆的东端或西端，并不会有什么区别。基督教起先是穷人的宗教，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骑的自然是驴。驴子既被当作蠢笨的代表，又仿佛有某种智慧的神性。正如中国文化人和驴子在一起，构成一幅既寒窘又孤高、既落寞又超逸的画面，西方的文艺作品中，也常有驴背上的智者。
当然最相似的地方，还是一讲爱情故事，通常就没驴子什么事了，那个英俊少年，终究应该是骑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