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技转逾1亿美元 “斯坦福模式”带给成都的启示

每经记者杨弃非每经编辑官远星

5月，世界创新元素将再次汇聚成都——2017年全球（成都）创交会将启幕。如何将创新元素转化落地，也将再次成为成都吸引世界目光的焦点。

4月28日，美国率先为这一讨论加入“高校”元素。在成都举办的以“聚全球智慧，融国际资本，创交易价值”为主题的国际技术转移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为在场的数十家企业分享打通技术成果转移“中梗阻”，建立行业“独角兽”的成功秘诀。备受推崇的“斯坦福模式”也由此得以展露出“冰山一角”。

在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执行董事顾传美看来，其最大的优势正是技转服务专业化带来的技术与企业的多方对接，“通过广泛‘播种’，让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她也认为，通过斯坦福大学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加深，“斯坦福模式”在中国的落地也指日可待。

何为“斯坦福模式”

设立高校专门机构助推技转服务专业化

当天论坛上，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执行董事顾传美以“技术成果转化模式与最佳实践”为题的演讲，使科技成果转化的“斯坦福模式”备受在场专家与企业关注。

“大部分科技成果转化都面临着失败的情况。尽管技术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如何把已专利化的技术这份‘食谱’作成一道‘美味佳肴’，‘烹饪’的方式与经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顾传美在演讲中指出。

她说的“烹饪”，正是科技成果转化中最复杂的内容：高校的科研成果与企业的需求常常难以匹配，需要专业人士沟通协调。其困难程度从中国的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根据教育部数据，中国高校每年诞生的科技成果在6000项到8000项之间，但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不到10%。

但在斯坦福大学，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2013-2014财年，斯坦福大学共获得655项发明技术的许可收入，总计约1.1亿美元。其中40件发明带来的收益超过10万美元，40件发明中的6件发明带来的收益超过100万美元。

斯坦福如何得以取得这一亮眼成绩？在斯坦福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逾35年，顾传美直言不讳，“奥秘就在于我们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

据她介绍，OTL强调的是大学亲自管理专利事务，并把工作重心放在专利营销上，以专利营销促专利保护。在此模式下，科技成果转化将由专门的“技术经理”负责。“技术经理主要负责为待转化的科技成果进行审核，并开具技术许可，再与需要这些技术的企业进行交涉，以许可转让的形式进行技术转化。”顾传美说。

值得注意的是，OTL强调的正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专业化。与此对应的是，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更多的是由成果所有者进行自主转化。“‘高校企业’普遍存在，这已成为我国高校技术转移最主要方式之一，而这为美国大学所罕见。”一位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香港理工大学企业发展院院长黄亮介绍，在“高校企业”中，成果所有者既做产品又做科研，“失败率往往很高”。

而“斯坦福模式”则能够有效避免此类问题。在顾传美看来，通过从事专业服务工作，OTL能够帮助科技成果实现尽可能广泛的对接，“这也是其最大的优势”。

“我们尽可能多地进行‘播种’，通过我们的关系网在尽可能精准的基础上将更多的科技成果信息传达给企业，并让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以提高转化成功的几率。”顾传美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中国如何实现技转飞跃？

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不能为了培训而培

在技转服务尚处起步探索阶段的中国，如何能够尽快实现“斯坦福模式”的飞跃？在香港城市大学知识转移处处长艾荃看来，“培养人才”正是当务之急。

“现在，中国的经济起飞带来了大量资本，同时也造成很大的人才需求缺口，技转服务领域也面临此类问题。”艾荃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据艾荃介绍，在技术成果转移服务工作中，人才、项目和资本是最重要的三大因素。而在其中，人才占据最为核心的位置。“技术转移看似是在管理技术，实际上归根结底是管理人。有时，成果所有方与购买方需求是契合的，但仍可能由于所有方的性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导致转化失败。”艾荃说。

这更突出地体现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同时了解国内外的技术，法律，商务情况的人才。他们要熟悉国内外企业的文化差异，以帮助双方有效沟通。”艾荃向记者介绍。

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类人才的培训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奏效的，要一边做一边学，通过实践来巩固所学技术，不能为了培训而培训，一定要注重实战经验。

基于此，麻省理工学院技术授权办公室执行主任丽塔尼尔森（LitaNelsen）分享其与剑桥大学合作在英国高校进行技转培训，推广“斯坦福模式”的经验。据她介绍，这一名为“PRAXIS”的培训项目，通过建立技转人才社区、进行美英双方教员协同实现培训内容的本地化等方式，已在包括布里斯托、伦敦等英国大型城市先后取得成功，并设立公司已维持其后续活动。

“中国有资本的优势，这是我们在英、美两国所缺少的，因此技转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不要想着一蹴而就。”尼尔森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到。

艾荃也建议，中国在学习外国模式的同时，也可以保留现有模式的优势，进行有本地特色的融合发展。“在中国，许多与商业化过于脱节的学术前沿研究成果，可以先在政府支持设立的‘产业研究院’等机构中进行二次开发，使其发育成熟，以进行商业化操作。这是‘斯坦福模式’所难以做到的，值得进一步发扬。”他说。（实习生赵思强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