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酿的流行 器具的讲究 酒令的盛行 来谈谈唐代的饮酒文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它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包容开放，从而为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因此，一批饱读诗书，又不拘一格的文人士子们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伴随着他们而来的还有盛唐时期独有的饮酒之风。李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表达了他对酒的喜爱，白居易也曾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以彰显以酒会友的乐趣，杜甫更是在《饮中八仙歌》中极尽笔墨，道出了盛唐之下，文人士子敢于在酒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气魄。
当然，在唐代，饮酒之风并不仅仅限于官僚文士，下层人民中也流行饮酒的风俗。据《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当时的长安城：“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除此以外，岭南之地也多有饮酒之风，《太平御览》中就曾言道：“大抵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载者，日有三二十辈。坐酒行，即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盎上白瓷瓯谓之瓦刮，一瓦三文，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
私酿的流行
唐代饮酒之风盛行的一大因素就在于酿酒业的兴盛，尤其是私人酿酒的流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提到的“汝阳三斗始朝天”中的汝阳王李琎便是一个对酿酒有着独特见解的“酿王”，他曾通过总结自家的酿酒秘法而撰写了《甘露经》；而据陶谷的《清异录》记载，唐代文学家裴度也曾自制鱼儿酒：“裴晋公盛冬常以鱼儿 酒饮客，其法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
此外，白居易甚至还在诗歌《咏家酝十韵》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酿酒的经过：“旧法依稀传自杜，新方要妙得于陈。井泉王相资重九，麴糵精灵用上寅。酿糯岂劳炊范黍，撇篘何假漉陶巾。常嫌竹叶犹凡浊，始觉榴花不正真。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捧疑明水从空化，饮似阳和满腹春。色洞玉壶无表里，光摇金有精神。能销忙事成闲事，转得忧人作乐人”，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僚文士们，已经不单单局限于饮酒了，自己动手酿酒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
不过，要说唐代最有名的酿酒师，还要属焦革和魏征二人。《全唐文》中说，焦革曾任太乐府史，尤其擅长酿酒：“时太学有府史焦革，家善酝酒，冠绝当时。君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授”，因此，当时的“斗酒学士”王绩为了能够随时饮用焦革家的美酒，而坚持要求担任太乐府丞。焦革死后，王绩为了纪念他的酿酒之法甚至专门撰写了《酒经》一书。
至于魏征，他最为人知晓的是他的直言进谏，但其实，他在当时还曾以酿酒闻名于世。《异人录》中称其酿制的酒为“醽醁翠涛”，据说就算储存十年，气味也不会发生变化。当然，《异人录》是一本志怪小说，文中所言不可全信。不过唐太宗李世民倒是写过一首盛赞魏征酿酒技艺精妙的诗，名为《赐魏征诗》，诗中写道：“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由此可见，魏征酿酒之有名，实非空穴来风。
除了官僚士人好酿酒外，其实下层的百姓也有酿酒的风气，《太平御览》中就曾记载了南中岭南之人的酿酒之法：“南中酿酒，即先用诸药别淘漉，粳米漉幹，旋入药，和米捣熟，即绿纷矣。热水溲而团之，形如餢飳，以指中心刺作一窍。布於簟席上，以苟杞构叶罨之，其体候好弱，一如造曲法。既而以藤篾贯之，悬於烟火之上。每酝一年用几个饼子，固有恒准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贮以瓦瓮，用粪扫火烧之。(亦有不烧者，为清酒也。)”
器具的讲究
唐代边塞诗人王翰曾在著名的《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里的夜光杯指的就是盛酒的器具。同样是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也曾提及过一位叫李适之的人，杜甫描述其为“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殊不知，他不仅好饮酒，还对饮酒的器具颇有讲究。据唐人冯贽撰写的《云仙杂记》中记载，李适之家藏的饮酒器具共有九种：“蓬莱盏、海川螺、舞仙盏、瓠子卮、幔卷荷、金蕉叶、玉蟾儿、醉刘伶、东溟样。蓬莱盏上有山，象三岛，注酒以山没为限。舞仙盏有关，捩酒满则仙人出舞，瑞香球子落盏外”。可见，唐代酒器之华贵已至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此外，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唐高宗李治每每召见官僚文士们，都喜欢用金银杯盛酒，并赐予他们饮用：“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出土的唐代酒杯中，金银杯也占多数。这些金银杯因为形态的不同又可分为高足杯，带把杯，长杯等。其中以带把杯最为特别，在它的环形把手上通常都会有一个指垫，指垫上的饰物多为胡人头像，这带有强烈“胡风”的酒器也从侧面印证了唐代文化的包容开放。
酒令的盛行
唐代的酒令丰富多彩，据白居易在诗句《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中的描述：“香浓酒熟能尝否？冷澹诗成肯和无？若厌雅吟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可知酒令当有雅俗之分。不过，若是细分到具体的类型上，大约有二十几种，包括瞻目令，巢云令，手势令，拆字令，抛打令，急口令等。而这之中最为流行的当属律令，骰盘令和抛打令三种。
律令以巡酒行令为特征，酒宴上一般设有律录事，律事，录事，觥录事等职。以1982年于江苏丹徙出土的一件金龟负《论语》玉烛筒为例，它一共有酒筹50枚，每一枚酒筹上都有文字，文字的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论语》中的辞句，下部分为饮酒的对象，行酒的方式以及饮酒的数量。其中行酒的方式有四种，分别为饮，劝，处，放，“饮”为自斟，“劝”为敬酒，“处”为罚酒，“放”则为重新下筹。比如《论语》中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对应的就是“自饮十分”，而“四海之内，结为兄弟”对应的则是“任劝十分”，以此类推。
骰盘令，顾名思义自然与掷骰有关。具体方法是让饮酒之人依次掷骰子，然后按照骰子的数字排序饮酒即可，白居易就曾在《就花枝》中写到过骰盘令：“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日来，任他容鬓随年改。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
至于抛打令，其实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击鼓传花有点相似。它采用香球或花盏作为传递的工具，行令时，众人皆围成一个圈，伴随着乐曲的声音进行香球或花盏的传递，待到乐曲声停后，传递物在谁手中，谁就要上台跳舞。同样是在白居易的诗中“香球趁拍回环，花抛巡取次飞”，描写的便是抛打令的情形。
当然，饮酒时的活动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包括音乐，歌舞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这也仅仅出现在官僚士人的宴会中，寻常百姓是极少有的。
饮酒的意义
在唐代，饮酒除了能在宴会上助兴外，还能帮助无数文人士子摆脱一时的烦恼，从而袒露出人性中率真的一面。这之中典型的代表便是“诗仙”李白，据范传正所撰写的《李翰林白墓志》记载，唐玄宗曾在一次游白莲池的过程中，兴致酣畅，急招李白近前作诗，结果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唐玄宗便命高力士扶其登舟，是谓“优宠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闻”。也是因为这件事，杜甫才会说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此外，饮酒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会产生虚幻的遐想，以达到逃离世俗的目的。《清异录》中就曾记载了一个名为释法度的僧人，他生平好饮酒，醉酒便睡，遇人就说：“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不可得而量也”。
当然，饮酒还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白居易曾有诗云“夜归不到应闲事，热饮三杯即是家”，可见，饮酒在很多时候充当了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媒介。这一点，也延续到了如今的酒桌文化之中。
最后，正如前文所言，在唐朝那个诗歌文化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文人士子们通过饮酒作诗，不仅带动了文学的发展，更是将与饮酒之风息息相关的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太平御览》，《中国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