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与“吾性自足”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对于科学家如此，对于哲学家更其如此。

西方思想的构成离不开具体而微的推演，实验证明了的是定理，本然存在的是公理，有待证明的是假说。但东方的哲学家没有实验室，他们善用归纳之法直抵灵府。逻辑的演绎法和感悟的归纳法成为西方和东方思维的两条大河，从远古流到今天。

若要继续探寻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异同，不妨问道西方理性主义的鼻祖笛卡尔和中国的心学祭尊王阳明。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最富诗意的理性箴言。笛卡尔以为理性与生俱来，思则有之，此则与王阳明有相通之处。笛卡尔认为人生来便固有天赋观念，一定要用理性思考，才能发现他们的存在。笛卡尔将其分为怀疑、分类、秩序的思考、全面审查四个步骤，并不厌其烦的在能量守恒、解析几何、生理学、天体物理学诸方面观察、实验和探索，于上述诸领域，厥有大成。这与《大学》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高论不谋而合，只是二千五百年前中国人的认识方法，仅止于内心，而不付诸实验，而笛卡尔是必须于实验之中证实后，始信其真实存在的。

“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归于本心的人生感悟。心灵是宇宙本体的存在，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甚至心外无天。然而这顿悟的来源不是空穴生风，需要不断地“功夫”作为积养，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极境。从“混沌”中放出光明，这是东方感悟归纳法哲思的微妙法门。

和笛卡尔邂逅之处是：笛卡尔把心灵看成有限的，把神看成无限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假外求”。在此，笛卡尔并不以为神是个“必然的存在者”。笛卡尔的上帝是经过改造的，是无法离开天赋独自行事的理性之桥梁。笛卡尔曾作如是说，因为科学的分析与综合，要用一种工具来进行，这就是理性所固有的天赋观念。王阳明则以“吾性”已然自足完满，不需他山之石以攻玉。王阳明的心灵除去宇宙万类一体之外，别无他物。

笛卡尔的一切“实验”是客观的科学方法，而王阳明的所有“功夫”则是内心的修炼方法，他与笛卡尔同样以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只是笛卡尔要通过一步步的理性的“格物”，王阳明则首先得“灵明”地“致知”。这是王阳明与笛卡尔虽起点一致而趋舍异路的根本区别。

有趣的是，笛卡尔本人只图改变自己，而无济世之想，但却万万没有料到会成为新世纪人类的智慧之旗，同时他以一己之善，教导人们热爱真理而厌恶虚妄。至于王阳明，他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学说本身便是一种为己之学，他希望每一个人内心万理灿然。知行合一，正是遵循良知行事。苟如此，则人人可为圣贤。

（文/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