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魏王的“表演” 为人处事不懂得收敛

太子李承乾的“戏”演砸了。

当他在绝望中不得不离开东宫这一片特殊的“政治舞台”，向舞台背后无边的黑暗中踉跄走去的时候，因为悲不自胜，他的内心想必一定在极度的悲恸中哭泣!

而这种时候，他的父亲—那个一直性格要强非常好胜的“陇西汉子”李世民那些天里也一定会经常待在翠微宫含风殿里心痛欲裂，长吁短叹:名师龙种，优教优育，原本想雕塑出一件大唐帝国的政治精品，怎么到头来竟然成了自己的政敌?

这，怎么说都是一大“败笔”!

可以说，太子被废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命不能承受之痛，那些天里，他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痛苦之中。

但在这种时候，有一个人却内心窃喜，幸灾乐祸。很显然，这个人便是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的四儿子，与李承乾一样，皆为长孙皇后一母所生。他先被封为宜都王，后来又被改封为魏王。

据史料记载，李泰从小雅好文学，工书画，擅作文，可谓才华横溢，虽不能与当年“才高八斗”的曹植曹子建相比，但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年轻学者、青年作家，而且还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著名的“官场作家”。

有这样的文人雅兴，斐然文采，平时，在从政之余也喜欢附庸风雅吟诗作文的李世民自然对自己的这个儿子格外喜欢，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宠冠诸王”。按照古代封建王朝惯例，受封皇子成年后都应去往封地(所谓“之官”)，不得长驻京畿，但李泰成年后，就因为太宗的偏爱，特许“不之官”，竟让他长年留在长安，待在太宗身边。而且，因为李泰平时喜欢结交雅士，爱好文学，太宗又特许他在自己的府邸设置文学馆，任他自行引召学士。

那年，王府司马苏勖劝李泰学习古代贤王延宾客写书。李泰于是就上奏章，撰写《括地志》，于是引进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人一起撰写。到底是皇帝的儿子，魏王李泰做起事来就是比一般人气魄大，他不仅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不妨名之曰“创作部”，而且，还同时成立了一个“创作后勤

部”，让卫尉负责供应生活与办公用品，而光禄司则负责供给饮食，至于由此发生的费用，李泰是不愁的，自然纳入“专项经费”，由老爸李世民特批后在国库其实就是李唐皇室的小金库中报销。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专项经费”，李泰也绝对不会担心，一个皇帝的儿子，想弄点钱搞搞文学创作还不是小菜一碟，只要说句话，甚至，只要使个眼色，帝国内部的许多高官显宦，明商巨贾，乃至许多国内的驻长安办事处，乃至国外的一些在唐大使馆都会趋之若鹜，争相解囊，皇帝的四公子拉点赞助费实在太小意思了!

果然，李泰的“创作部”成立后，立即便吸引了天下许多人的眼球，既然皇帝的四公子有此雅兴，官员中许多喜欢文学的便都想办法找理由与李泰结识和交往，而一些富家子弟更是攀龙附凤，以结识魏王李泰为荣，一时间，魏王的“创作部”里成天价门庭若市，简直比当年他父亲李世民开办的文学馆还要兴隆，还要出名。

但这事李泰显然做得有点过分了，由于年纪轻，又从小在宫中长大，这位公子哥儿做事喜欢摆谱，喜欢张扬，若是他真是想搞创作，搞事业，这种做法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大力提倡，因为搞文学创作也好，想成为歌星演星也罢，需要越造势越好，越出名越好，为了出名，甚至需要经常无中生有制造点“绯闻”以便能够产生轰动效应。但对搞政治的人来说，过于摆谱和张扬则无疑是很忌讳的事情。

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用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的话说文学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李泰的心思当然不在文学上，绝对不会只是想成为一名学者，一个作家。就像如今许多的少男少女都有“明星梦”，都想成为“超男”、“超女”，成为歌帝、影帝一样，在封建王朝，那些皇帝的子孙们则一个个都有“帝王梦”，许多人都想一步登天，成为皇帝。才华横溢自视甚高的魏王李泰当然也不例外。

为了实现自己的“帝王梦”，也真难为魏王李泰，小小年纪就必须学会虚伪，学会“表演”。而开办文学馆，成立“创作部’正是他“表演”的节目之一。

由于急于做出“政绩”，文学馆开办后，李泰嫌《括地志》编辑得太慢，急功近利的他便“分道计州”，把整个编撰任务化整为零，分摊到各地，让每个州限时完成他下达的编撰任务。由于实行了“分片包干”编撰方式，偌大一部《括地志》的编撰任务很快便完成了，当“喜报”被送到李世民那儿时，看到自己的四儿子这么有出息，这么有作为，李世民自然非常高兴，当即下诏将《括地志》收藏到密阁，并召开“庆功表彰大会”，“赐锦段万匹”，对魏王李泰予以重奖。

但魏王李泰显然是太张扬了，为人处世不懂得收敛，所以，很快便招来一些大臣的非议与反对。而且，这些反对者中，不乏一些元老级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