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省增慧 修身养德 奠定人生大格局
日记，古已有之，又被称作日谱、日史、日录等等，尤其在明清士人群体中非常流行。在大量的清代日记中，《曾国藩日记》可谓影响极大，曾国藩是晚清一代名臣，从青年时期开始一直到老年长期坚持撰写日记，自省是其日记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曾国藩去世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四，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留下了日记绝笔：“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即使病入膏肓，他仍在反省自己，仍在自我鞭策。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日 记 与 自 省
明代以降，随着社会风气日益颓废，不少儒生士人开始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修身方式，涵养道德，提升境界，记日记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修身工夫。
在宋明理学中，修身日记已不时可见，如王阳明“惜阴会”中要求每人立日记，到了明末清初，日记的数量骤增，有的规模还比较大，如大儒孙奇逢的《日谱》共三十二卷，记载了从顺治六年（1649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共计二十七年的日记。明清日记不但记事明理，还是儒者平日存养省察、自省进德的重要载体。
曾国藩常读明代吴与弼的《日录》，吴与弼把自己的《日录》称为“日新簿”，“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清代唐鉴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曾国藩“甚欲学之”。
曾国藩的日记按传统阴历纪日，主要有三种样式，分别为“求阙斋日记”“无慢室日记”“绵绵穆穆之室日记”，从日记的命名即可看出曾氏的自省和道德追求。
“余以‘求阙’名斋，即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亦‘守骏莫如跛’之意也。”“守骏莫如跛”语出苏东坡《和子由论书》，谈的虽是书法，却隐含着人生哲理：“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侮辱之时。”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都会立志做完美之人，追求人生的圆满，而曾国藩独自“求阙”，一是他认识到人生不可能圆满，即使是圣贤也不会完美无缺，这是客观事实；二是与其贪图圆满完美的虚名，不如主动求阙自省找出自己的缺陷不足，改过迁善修仁进德，这才是不断完善自我的正道。
“无慢室”则是曾国藩自警戒除怠慢之气。日记中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三 ，曾国藩与同乡好友陈岱云久谈，彼此相劝以善。“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着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曾氏十分珍视这种克敦友谊，把陈岱云的批评建议视为药石之言，并以“无慢”命室，终生克己兢兢业业。
相比较来讲，“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在格式上更为特别，是一种制式簿册，系专门印制。每日十栏，第一栏登记日期、天气等；二至九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第十栏印有“绵绵穆穆”的阐释文字：“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始终往来，一敬贯之。”将此段文字固定印成日记一栏，曾国藩显然是提醒自己在动静之间做到 “戒惧”“谨独”，这既是在生活日常层面的自警，也是对神鬼信仰层面的敬畏。
富厚堂无慢室
曾国藩日记中的自省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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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静 坐
《大学》有言：“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自省的前提是首先让自己静下来。
曾国藩服膺朱子、大程夫子的“静”字工夫，他写道：“若不静，省 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为戒除浮躁，达到以“整齐严肃”检摄于外、以“主一无适”持守于内之目的，曾国藩在青年时期习熟静坐工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十三日，其好友冯树堂来谈养心养体之法，认为舍静坐别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 并教曾国藩焚香静坐之法。当晚曾国藩便遵照实施，焚香静坐一时。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到“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誊诗送去，数月方报，不恕之至。王翰城来，谈半时去。剃发。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点古文一卷。饭后，张楠皆、李笔峰来久坐，灯后去。点古文一卷，静坐小半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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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 会 课
曾国藩重视与朋友的交往，交际圈比较广，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拜客，也常有好友前来久谈。他还和同乡同年约好到会馆、书院或朋友处定期会课，读书研习，传观所作文字。
会课往往会有相互规过的内容安排，一是朋友同乡间当面指出各自的缺陷不足，互相督促改善；二是交换日记进行阅读和批评。《孔子家语·儒行解》载“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儒者有过失可以委婉地提醒而不可以当面数落，这是刚强坚毅的表现。曾国藩日记中完全不是这样，好友同乡间的批评可谓直截了当、入木三分。对于别人的指责批评，曾氏非但不会恼怒不悦，反而当作药石。益友可以辅仁，对于能有这样真诚的益友他感到由衷地庆幸。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十八日午初，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吴竹如来，深以‘敬’字见教，交相箴勖”。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十二日，他又写道“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二曰自是……三曰伪……直哉，吾友！”
通过交换日课册进行阅读批点，是帮助彼此改过迁善的好办法。一方面对别人做得好的地方要见贤思齐，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师友对自己日记的批点，这些评语往往更具有针对性。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他写道“未正，冯树堂来，阅余日课，云：‘说得已是，须切诚而致行之耳。’”这是提醒曾国藩要言后能行、言行合一。
曾国藩一直将倭仁视作自己的前辈老师，当然就更加重视倭仁对其日记的批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将日记送至倭仁处，求其针砭。二十六日接到倭仁批后的日记，在反省自己赴友饮约时太随意、不严肃的日记内容，倭仁批道：“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看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读之悚然汗下， 教我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安得此药石之言！”
把日记交给师友批阅，曾国藩的自省并非故作姿态，相反会把别人看不到、 发现不了的缺陷主动暴露出来，把“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地”置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以接受师友的监督，从速改过。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初八日记中反省喜誉恶毁、患得患失之心，他写道：“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
富厚堂正宅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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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 自 讼
“自讼”是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是掌握了道德标准的自己，一个是存在过恶缺陷的自己，通过两个自己争辩是非、打官司，达到改过迁善、复性近仁的目的。
孔子《论语·公冶长》 有言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可见自讼不易。清代俞樾《春在堂笔记》卷八载，顾晋叔四十九岁绘《自讼图》，“图中坐者立者各一人，若官与吏然；跪者一人，若对簿然。三人实即一人，皆自肖其像也”。
在写日记上，曾国藩开始坚持得不够好，对照师友们的严于自治，他十分悔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五日记：“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旧习，则何必写此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九又记：“所以须日课册者，以 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通过扪心自问、自我审判，曾氏清晰地划出了区分君子、小人的界限。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月初六，他写道“酉初，走邵蕙西 谈 ，背议人短，谨记大过”。初九，“早起，约岱云同至琉璃厂买纸，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初七，“观人作应制诗，面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有了自讼便有了宣判，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记过定性， 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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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是 读 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古代士人的生活方式。“文以载道”，读书的境界大体有三，首先是慧心阅读，然后是涵泳体悟，最后是自觉践履。
曾国藩一生勤于读书，将读书视为人生三乐之首：“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不管是居京为官，还是带兵打仗，他都坚持读新书、温旧书，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既有传统国学经典又有文学、书法、音律、地理等方面书籍。他喜读先贤的文集传记，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连续读《张扬园先生集》《王荆公集 》，咸丰二年（1852年） 读 《贾谊传》《晁错传 》，咸丰八年（1858年）连日温《论语 》《孟 子 》《 大 学 》《 尚书》。
“见贤思齐”，曾国藩读孟子，称孟子“真豪杰之士”，“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对明代史可法、清代林则徐等人极为仰慕，赞为“一代之伟人”。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初四日记：“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见不贤而内自省”，书中士人官员的恶行逆施、荒唐行径则会给人提供反面教材。同治七年（1881年）四月二十六日阅小说 《儒林外史》，他写道“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
富厚堂内思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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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是 联 箴
自唐代以来，“箴”成为一种常用的规诫性文体，宋代大儒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成为后人日常修身所奉行和持守的经典律则。清代士人还惯于作联自箴，以字简意丰的联语来自警自省，颇为实用和有效。
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二日，曾国藩写下了著名的联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前半句是说在道德方面善与恶、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禽兽泾渭分明，没有中间地带；后半句是说事功方面重在勤勉付出，戒除欲望和名心。后世梁启超写道：“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此语，录以题《德育鉴》。”
同治二年（1875年）九月初二日记，曾氏拟书“八本堂”匾，并录自箴八语于后：“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同治三年（1876年）四月初七日记，集古人成语作一联“强勉行道，庄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郁抑不平之怀，不能强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懒惰不振之气，不能庄敬以自奋。”
同治七年（1881年）二月二十九日记居官四败、居家四败 ，以自儆惕。居官四败是昏惰任下、傲狠妄为、贪鄙无忌、反复多诈；居家四是妇女奢淫、子弟骄怠、兄弟不和、侮师慢客。
同治八年（1882年）九月十九日记，因多日来悔及往事常觉愧恨，便作一联：“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惭鬼神；休预怕后来灾祸，只要暮年心气感召祥和。”这是人生步入晚境，思及家变无常，感叹天下万事皆有前定，曾氏作联自我安慰，追求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
曾国藩日记中自省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从礼容到言行，从读书到写字，从治家到国是等方方面面。从曾国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克己自省、自我鞭策已经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严苛程度。清晨未能早起，就骂自己真是“禽兽”，这种“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的决绝使他日有进境，为一生事功打下了坚实基础。梁启超曾评价说：“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他认为曾国藩的日记切于实际亲切有味，“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与其把它看作学术，不如笃实践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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