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家书》中蕴含的治学之道
曾国藩（1811—1872年），谥号“文正”，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相比于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成就，其流传下来的著作并不多，最为有名的就是这本时间跨度逾30年、总数超千封的书信集——《曾文正公家书》。但仅就这一部家书即让曾国藩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赞誉，而其中蕴含的治学之道，至今依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
学以“格物”和“诚意”
曾国藩生于封建末世湖南一普通农家，经历了10多年不问世事的寒窗苦读阶段，科举成名后步入政治生涯，他才真正接触社会实际，逐渐认识到当时士子学人治学目的的空洞和无用。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
从30岁立志“学做圣贤”，曾国藩一直坚持用心研读圣贤经典，注重典籍真言和国事人情的结合，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基本观点：治学要经世致用，不仅仅要知其义理，更要解决“格物”和“诚意”问题。“格物”就是“致知之事”，“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推而至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便也是做学问。曾国藩与家人书信之中，常谈及自己读书学问的方法，归而结之可谓静、敬、涤、恒四字：治学首必以“静”，一生诚奉“敬”字，反思改过求新是为“涤”，落实行动贵有“恒”。曾国藩毕生追求学问上进，作为儒家精神的践行者，曾国藩把“静、敬、涤、恒”发展到了极致。
治学首必以“静”
静以正位凝命，如鼎之镇，这是为学的必备心态。心静方能治学，浮躁必一事无成，今人所谓“坐得冷板凳”，此之谓也。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十分认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力主克己复礼，主张“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合辙。曾国藩认为修身治学第一要就是“静”。他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正因为能“静”下心来，曾国藩才能身处乱世心不乱，在宦海纷纶、戎马倥偬中，仍能取得卓绝学业。
曾国藩自有一套“取静”的功夫。他认为心静与否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君子立大志，便不会囿于一己荣辱得失而忧之躁之。然世间诸人，少有坚定大志向者，难免会心浮气躁，那么怎么让身心保持安静呢？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书信以及自己的日记中也给出保持身心安静的具体方法，诸如静观、静坐、静思等等。他说：静观是找准参照物，参照物并不唯一，但首先必先明世界之大、个人得失之小……人生数十寒暑之于古今亿万年，不过须臾；人生目光所及之于浩瀚书籍不过九牛一毛；人生才力能及与万端事变不过沧海之一粒。“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此外还包括练字、下围棋、读书等。在家书中，他常让其弟其子多修习静心之法，提点弟弟“在家无事，每日可仍临帖一百字，将浮躁处大有收敛。心以收敛而细，气以收敛而静，于字也有益，于身于家皆有益”。
一生诚奉“敬”字
治学必以敬，才能成就真学问。“敬”是恭敬、谨慎、持重，因为心中存敬，所以更能虚心求学。在《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敬”的论述。曾国藩认为读书之士人，必须有志、有识、有恒，其中有识就是要认识到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曾国藩时刻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心，家书中与几位弟弟谈到自己早年立志作曾氏家训一事，他说：为作家训采择经史，更知著书学问之不易，像《大学衍义》这些书乃“经史烂熟胸中”且“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才能写出，因此家训要等将来自己思想更成熟连贯之时再为之。
曾国藩的“敬”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论语》“居处恭，执事敬”，到程朱理学“进学在于致知，涵养则在于敬”，缕缕不绝。及至曾国藩，他将“敬”作为自己修身日课的第一条，即“主敬”，要求自己“整齐严肃，无时不惧。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曾国藩之“敬”体现在敬人、敬事、敬微等诸多方面，并将之运用到治学。当六弟到岳麓书院读书之时，他专门致信告诫六弟，对待师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之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当弟弟取得一些成绩，他也时时告诫其要持敬，且要亲历细微事。其弟在军中就职后，他说：“凡在军中，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且讲求学术。你与沅弟既然在军中，望你们能将讲求将略列为第一要务，甚至连点名看操之类的粗浅之事，也务必要亲自处理，至于磨炼胆略、预料敌情等精微事情更要亲身经历，用心思索。”敬字当头、勤于学问、脚踏实地，正是这种持“敬”的治学态度成就了一个不平凡的曾国藩。
“涤”旧而生新的成长
涤者，涤旧而生新，不断反省、反思，以达“日日新”之功效。曾国藩自号“涤生”，内中就饱含了此种不断追求人格完善的期许与决心。曾国藩说到做到，在改名涤生后，他就开始了“日课”，每天都写日记，并公之让亲友监督。立志学为圣人，曾国藩一开始也急于求成，特别是早期戒烟成功，一度让他信心大涨；然而从改变行为到转变思想及至影响他人，并不简单。戒烟只不过是“脱胎换骨”中最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也让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洗涤”的难度和重要性。他在与家人通信中多次反省自身言行：“昔年自负本领甚大，丁巳、戊午大悟大悔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友为用。”他深知“居上位而不骄为极难”，所以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理性。他说：“君子大过人处，只在虚心而已。不特吾之言当细心寻绎，凡外间有逆耳之言，皆当平心考究一番。”学问本身就是具有反思性的，正是这种深刻的、不断的反思、反省，使曾国藩的学问不断长进，超过时人而具有了独特价值。
“恒”常而有得的坚持
治学贵有恒，恒专而能精，恒则常也。曾国藩认为，“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曾国藩治学之“恒”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时间长，包括有长远打算，另一方面则是指用力专，不泛不散。他说，“吾辈办事，动作百年之想”，“凡行公事，须深谋远虑”，并常与其弟其子谈及自己坚持某事的感受。他指出：“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另一端则尚有恒。”“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曾国藩教育其弟其子治学要讲究“看、读、写、作”之法，更要把握“专”与“精”，讲究“涵泳”功夫，力求真明白。他说：“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正所谓孜孜矻矻，必有所得，曾国藩天资不算太聪慧，但其“恒”却非常人所能及。翻开《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日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曾国藩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形象。（杨征征）